【www.zhangdahai.com--其他述职报告】
2010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王洪军先生的著作《登科记考再补正》，该书是继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之后对唐代科举人物又一次大规模的考证订补，无疑是唐代科举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成果。
萌芽于隋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唐代逐渐完善起来，不仅制度趋于完备，而且科目增多，参加科举并且应试及第的士人队伍也显得庞大起来。有唐一代，士人乃至朝廷皆重视科举，于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关于科第的文献――登科记。
唐初就出现了进士的题名录，记录同榜者的姓名、郡望、年龄、行第等内容，后来有感兴趣的人对这些题名录进行扩充、整理、分卷，便逐渐形成了记载科第资料的专书，即登科记。登科记又称科第录，还有称登科录的，命名不一，然实为一物，后世一般名之曰登科记。最初的登科记都是私家编录，后来登第者中“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常有六七”[1]，科举在唐代政治生活和社会中越来越重要，所以官方编修的登科记也随之增多。宣宗时代，郑颢奉敕编进由赵�执笔编录的《诸家科目记》，始出现官书。宣宗皇帝尚文学，重科举，对郑颢进上的《诸家科目记》十分满意，并命令有关部门逐年编次，故此，登科记成为连续编录的档案文献。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包括私家编录与官府统一编修的登科记随着时间的流逝皆渐次失传。唐人自作的登科记，据《玉海》载：“自武德已来，登科名氏编纪凡十余家，皆不备具。”[2]宋代时唐人所作的种种登科记已有不少散佚或残缺，有鉴于此宋人又进行了整理。见于书目记载的，有北宋乐史补作的《登科记》三十卷和南宋洪适重编《唐登科记》十五卷。明代仅陈第《世善堂书目》著录有“《唐登科记》三十卷”，不著作者名。
时至今日，唐代原始登科记文献已无一留存，《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以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家书目为蓝本，保存了一份唐登科记总目，是关于登科记最原始的文献。清代学者徐松有感于登科记的散佚和零乱，以《文献通考》所载唐登科记总目为纲，搜访遗佚，顷半生精力致力于登科记及相关科举资料的爬梳和搜集整理，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编纂成《登科记考》三十卷，此乃登科记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参考价值甚高。经过徐松的考证，《登科记考》著录进士凡2087人，其中编年者1404人，入附考者683人；诸科凡48人，其中编年者24人，入附考者24人；明经凡303人，其中编年者45人，入附考者258人；制科和宏词、拔萃凡562人，其中编年者486人，入附考者76人。以上共计3000人，大约是唐代科举人数的十分之一。如徐松《登科记考・凡例》所云“今所编辑，百不存一”[3]。
任何著作都不会是完美无疵的，《登科记考》一书有许多长处，但也有不少缺点，疏漏错误也不少。因此，在徐松之后，岑仲勉、罗继祖、施子愉、卞孝萱、傅璇琮、严耕望、孟二冬、胡可先、张忱石、陈尚君、陶敏、杨希义、朱玉麒、吴在庆、黄震云、陈冠明、薛亚军、王其�、李志凡等诸位先生皆有补正之文。其中，以孟二冬先生成果最为显著。
孟二冬先生所著《登科记考补正》被公认为近年来登科记研究领域的重大阶段性成果。《登科记考补正》以中华书局1984年8月第一版赵守俨先生点校的徐松《登科记考》为底本，广泛吸收已有的登科研究成果，认真核查，详加甄辨，对徐松所缺考失收者，予以新的考证和补充；对徐松所考有误者，予以移正或删除，新增补进士凡661人，其中编年者215人，入附考者446人；明经凡434人，其中编年者128人，入附考者306人；诸科65人，其中编年者13人，入附考者52人，制科和宏词（仅录编年者）、拔萃（仅录编年者）凡302人，其中编年者96人，入附考者206人；此外，还新增补上书拜官8人（仅录编年者）、上封拜官2人(仅录编年者)、武举22人，其中编年者3人，入附考者19人，共计新增补各类登科士人1494人（孟二冬先生在《〈登科记考补正〉赘语》一文中言及增补人数为1471人，接近徐松《登科记考》登科人数的一半，后在《登科记考补正・自序》中更改为1527人，超过徐松《登科记考》所记登科人数的一半。然重新计算，其实乃1494人）。另外，还新增补和移正知贡举者凡33人；补徐考缺名和改正姓名者凡60余人；改正科目和移正科目年代者凡200余处；新增补年代可考的应试诗赋策文等90余篇。《登科记考补正》无疑是唐代科举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为唐、五代文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可靠的重要参考资料。
如果把徐松《登科记考》里逐年标注的登科数字累加，可知唐五代进士的总数当在7182人以上，诸科当在3125人以上，因有些年份失载而不注人数，所以这只是最为保守的统计数字。明经科的人数，史无专门载记，其人数当倍于进士或更多，加之秀才、制科、上书拜官、上封拜官、赐及第等等，因此孟二冬先生估计唐五代科举的基本阵容在3万人以上[4]。而徐、孟二人所辑录的登科人物相加也不过4494人，实为唐五代登科人物之一隅。后来诸多学者陆续发文补正，然而除胡可先、张忱石二位先生在《文史》上的文章小有规模外，其余皆为零星增补，且舛误之处甚多。加之近年来大量唐人墓志出土并整理出版，为唐五代登科人物的整理和辑录再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王洪军先生《登科记考再补正》继徐松、孟二冬之后，进一步对唐代登科人物做大规模的匡订增补，实为及时之作。
和孟二冬先生一样，王洪军先生也是在进行另一课题的研究时无意间发现了唐五代登科人物的宝藏。2002年，王先生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攻读中古社会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名门望族与中古社会――太原王氏研究》，此题看上去以一个家族个案为研究对象，实则是以一个家族为线索而对整个中古社会进行社会史的综合研究。王先生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遇到不少太原王氏家族的人物应举及第却不见徐松《登科记考》和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两书记载，据王先生说，在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专门提出了这一问题，问是否搞错了，这引起了王先生对此问题的关注。此后几年里，王先生在进行其他课题研究以及阅读史书和碑刻墓志时，每遇到此类人物，便列表辑录下来。日积月累，仅这一表格竟已形成了一个十多万字的登科人物名录，辑录登科人物达多达一千余人，王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在进行相关的硕士论文写作时，常常得以参考[5]。鉴于数量如此庞大的唐五代登科人物群体，王先生萌发了整理订补唐代登科记并将之集结成书的念头，然当今出版业商业化，王先生乃一介清贫书生，出版只能等待机会或寻求基金支持。于是，王先生从中选辑了一部分有确切纪年者单独成文，约七万言，然而就在文稿即将寄出时，先后见到胡可先先生《徐松〈登科记考〉补正》（《文史》总63辑，第72-99页）、张忱石先生《唐代登科人名录拾遗》（《文史》总84辑，第101-158页）两篇鸿文，对照胡、张两位先生的文章，王先生将其与胡、张两位先生文中所辑相重复者删除，之后尚余61人，63人次，其中大多为新增者，少量是对徐松、孟二冬所辑之订补移正。然而文稿寄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王先生本以为这些辑录成果无见天之日，然幸得曲阜师范大学省级重点学科“专门史”学科及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此书稿才得以于2010年1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顺利出版。
《登科记考再补正》是继徐松、孟二冬之后对唐代科举人物的又一次大规模的考证订补，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丰富学术信息和重大学术价值：一是补正成果丰富。《登科记考再补正》共辑录徐松、孟二冬两书缺载误漏的唐代科举人物802人，包括有确切纪年者358人，其中进士136人，明经122人，制科52人，秀才6人，诸科15人，科目不详者26人，知贡举1人。登第年份不详者共444人，其中进士168人，明经134人，制科57人，秀才22人，诸科25人，武举8人，道举4人，科目不详者26人。另，将乡贡进士和乡贡明经列入附考，凡336人。正因为增补内容丰富，故作者原先步孟二冬后尘将增补订正人物直接插入相关年份及相关科目的打算难以实施，因为那样会造成篇幅过于庞大，只好在徐考、孟补二人百万言之外，单独成书。二是采用资料广博翔实。徐松《登科记考》取材于史籍、类书、笔记小说、碑志石刻等，范围不可谓不广，然而徐氏对材料选取十分审慎而又有所偏重，《旧唐书》《旧五代史》《唐摭言》《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皆甚为其所重而常力主其说。但相对而言，如《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则往往不为其所重而有所忽略。徐氏对材料的这种极其严格的态度势必会遗漏很多史料，因此后来补正的学者如胡可先、张忱石、陈尚君等人力避此弊，广泛征引方志、谱牒、墓志等史料，扩大了史料范围。孟二冬先生更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大量运用了徐松等人所无缘见到的新资料，比如《千唐志斋藏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以及《全唐文补遗》的前七辑。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资料为孟二冬先生所未见或未及使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偃师杏园唐墓》，杨作龙、赵水森编著的《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八、九辑以及《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赵君平、赵文成主编《河洛墓刻拾零》（上、下），赵君平主编《邙洛碑志三百种》《孔氏宗谱》以及散见于报纸杂志的墓志碑刻资料，而且，即使是孟二冬先生生前之资料亦有不少遗漏。上述这些材料有力支撑了《登科记考再补正》的完成。三是注意吸收学界成果。在徐松之后，对登科记的考订纠谬增补工作便已开始，岑仲勉、罗继祖、卞孝萱、施子愉、傅璇琮、严耕望、陶敏、孟二冬、朱玉麒、陈尚君、张忱石、胡可先、杨希义、吴在庆、黄震云、陈冠明、薛亚军、王其�、李志凡、陈耀东、谢思炜、许友根、富康年、周腊生、金滢坤、韩震军等学者相继为该研究领域贡献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登科记考再补正》一书注意到了这些研究成果，除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已吸收的外，一并收录并注明。四是对唐代登科记考研究进行了综合述评。《登科记考再补正》序言和第一章厘清了唐代登科记的来龙去脉，对徐松《登科记考》和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二书的巨大学术价值和特点做了综合述评，同时也直言不讳二书存在的不足之处。作者还梳理并回顾了近年来对唐代登科记以及徐、孟二书的增补纠谬的研究现状，并指出关于唐人登科记的研究对古代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知识分子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五是体现出社会史的内容。与徐松《登科记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相比，《登科记考再补正》鲜明体现出了社会史方面的内容，对于每一位登科人物，一般标出其生卒年代、字号、郡望、应举科目，而且注意收录了应举者的世系、仕宦、婚姻、子女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资料，这大大方便了社会史研究者对相关资料的查考和利用，可以说，这是一部以社会史的视角来编著的唐代科举资料参考书。六是编排体例上有所创新。《登科记考再补正》单独成书，在内容编排上有所创新，全书把登科人物分为有确切纪年者、无确切纪年者和附录三大部分，对于应举登第年份确切者，以年份先后为顺序，分为上（武德至长安）、中（神龙至大历）、下（建中至五代）三编，不单列进士、明经、诸科等科目；而对于无确切纪年者，则以科目标类，分为进士、明经、制科、秀才、诸科、武举、道举等科，科目不详者列于后。对于史籍、墓志铭文中自署为“乡贡进士”“乡贡明经”者，如果有其他资料确能证明其已参加礼部试且考试及第者，移入相关科目或年份。对于尚无材料证明其参加礼部试的，作为附录部分置于书后，以备研究者查考。
科举制度在唐代臻于完善，参加科第的举子数量也颇为庞大，目前所考订出的科第群体不过冰山之一角，对此的研究仍需要不断地充实积累。此类研究属冷僻之研究领域，枯燥繁琐，学者一般不屑致力于此，王洪军先生则不然，他感到这是一项有重大学术意义的研究工作，便留心于此，细心整理，日积月累，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并在上述六个方面显示出不同寻常的价值。王先生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深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古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唐代茶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笔耕不辍，早年跟随唐史名家李季平先生整理《全唐文政治经济资料汇编》和《太平广记社会史料集萃》，相继出版了《齐鲁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合著）、《中古时期儒释道整合研究》《武则天评传》等多部著作，学术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社科大奖。王先生学术功底深厚，学术视野广博，学术眼光敏锐，他关注学术前沿，不依傍于他人，几十年如一日，埋头于文献典籍之中，从古代文献中爬梳钩沉出生动翔实的史料，让史料说话，从而生动地展现出中古社会的有血有肉的面貌。王先生长期关注中古社会变迁，从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政治变迁、社会流动、经济形态、教育、选官、婚姻、宗教、家族等多个维度来考察中古社会的变化，并指导研究生进行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登科记考再补正》是王先生从事这些课题研究的同时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相信不久王先生还有著述奉献给学术界。我们翘首以待。
注释：
[1]宋王谠撰：《唐语林》卷二《文学》第184页，周勋初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五《唐进士举》第21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
[3]清徐松：《登科记考》（上）《凡例》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4]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上）《自序》第1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5]王洪军：《登科记考再补正・后记》第4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韩 涛，中国孔子研究院研究实习员，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古思想史、社会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