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群众路线心得体会】
张 雯
广东省海丰县是中国近代受新思想洗礼和反封建革命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二十世纪初，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纷纷赴日留学，回国后酝酿成立政党、投身革命实践。1921年5月初，26岁的彭湃①从日本留学回国，随即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初具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他意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立即开始动员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建立农会政权，开展“减租”斗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的群众工作思想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彭湃从事农民运动仅三年，农会规模就从六人扩大到二十二万人，涵盖二十二个县[1]120，被组织起来的广东农民为东征、北伐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大革命后期，国民党的反革命性逐渐暴露，彭湃强调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探索土地革命的经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
彭湃的群众工作思想主要在《彭湃文集》，毛泽东、陈云、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中体现，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研究》《彭湃传》《彭湃研究史料》和有关期刊文献中，学者们对彭湃的武装斗争思想、农民运动思想和彭湃精神有较多阐释，但集中梳理群众工作思想的文献不多。笔者认为，彭湃对中国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开创了新式农民运动事业，较早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正确的群众工作思想，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群众被成功动员，成为广东工农革命运动的主体，广东工农运动的实践奠定了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基础。
考察彭湃的成长环境和求学、革命经历，可知他的群众工作思想根植于特定的国内外历史环境，并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
(一)家庭环境：对中国农民和农民起义的深刻认识
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彭湃对农民的真实状况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母亲周凤对彭湃正面影响比较大，常向他讲述贫苦农民的苦难。彭湃对农民表示深切同情，“见到有个佃户想讨碗生水喝，就连忙倒了一碗热茶送上前去。”[1]5“彭湃童年时期就很同情贫苦的人，我到彭湃家里去玩时，每遇到乞丐到彭名合门口要饭，彭湃遇见了，即叫请家人送饭给乞丐。”[2]近代的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中农民占总人口80%以上。农民作为最庞大的生产阶级，却掌握最少的财富，他们要承担大量的赋税、徭役，还要受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榨。他们无政治权利，无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低，生活难以为继。历史上中国农民具有非常强烈的革命性，农民斗争多如牛毛，但是却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海丰农民领袖黄履恭、洪亚重发动农民起义的事迹对彭湃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彭湃认识到，农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革命的，一条便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3]109。他提出“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1]22。
(二)留日经历：从褊狭的“排日派”到坚定学习俄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洲战场厮杀无暇东顾，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交织。当时的北洋政府十分腐败，1915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民众群情激奋，由于全中国人民的反抗，日本的罪恶企图没有完全实现。1917年彭湃赴日留学，寻找救国的真理。当时中国留学生与其他国家留学生在日本被区别对待，毫无尊严和地位，受警察的监视和控制，基本没有政治自由。彭湃最初认为“中国人的唯一责任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1]12。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留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彭湃先后研究过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逐渐认识到要救国不能单纯排日，而是要找到一条科学的革命道路。彭湃在反复研究俄国革命后，把希望寄托于中国的人民群众。
(三)理论基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理论上看，彭湃很早就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孙中山于1905年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体的三民主义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辛亥革命促进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使在封建专制思想长期禁锢下的人们受到了启迪。彭湃从小听闻孙中山先生领导同盟会进行斗争的事迹，在小学和中学接受过民主思想的教育，有比较坚定的反封建思想。彭湃带领同学发起“择师运动”抵制宣传封建文化的老师[1]7，对自己的地主家庭也有许多不满。
留学日本后，他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众观。恩格斯说：“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4]从数量上看，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从质量上看，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力量。在日本期间，彭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彭湃发起成立赤心社并出版了刊物《赤心》，表示要一心学习俄国，实现社会主义。从日本回国后，他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与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学习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讨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俄国》《唯物史观》等文章。1923年9月给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施复亮的回信中，他说道：“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3]47
彭湃认为群众革命的主体性关键在于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是革命主体，应该形成革命联盟。彭湃围绕农民运动，以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三类群众为主要动员对象，形成比较丰富的群众工作思想，可归纳为群众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和工作原则。
(一)群众工作任务：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和保障群众利益
群众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教育动员。鉴于贫苦工农无受教育权、思想觉悟低的状况，他哀叹“今日的教育，不是图平民福利的教育，乃是专教资本家官僚一班掠夺阶级的教育”[3]1。因此，彭湃回国后在教育领域进行“多向发力”。第一，对教育领域进行改革。彭湃担任劝学所长(后改称教育局长)期间，对教育理念、人事任命、招生政策等旧体制进行改革，培养了一批受到新思想熏陶的进步学生。第二，对知识分子进行动员。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彭湃更注重启蒙学生的阶级意识，他发表《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等文章，呼吁知识分子要尽快醒悟，“若是受了教育，全无觉悟，专为官僚军阀作走狗，那就太不忠实了！”[3]9第三，对工农群众进行直接动员。彭湃成立“劳动者同情会”向工农群众传播新思想，发表了《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告农民的话》等文章。彭湃回到农村后，对农民进行面对面的教育动员。他教农民算“耕田亏本”的细账，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建学校教农民计算和识字，锻炼干部管理农会事务的能力，对农民进行军事训练等。教育动员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贯穿于彭湃领导群众运动的全过程。
教育群众固然重要，但是要让群众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需要把他们有效组织起来。旧式农民运动缺乏科学理论指导，是“官逼民反”的、基于摆脱生存危机的自发反抗，无法对传统社会进行根本变革。彭湃通过成立农会来组织群众，从最初的“六人农会”，扩大到有500人的赤山约农会。这时农会已经有了成熟的组织原则、斗争纲领和工作范围，除了开展宣传和发展农民运动外，还举办公益事业。农民运动在农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成立，参照苏维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设置农业、宣传、仲裁、财政、交际等九个部门，最高目标是夺取政权。
保障群众利益是做群众工作的现实要求。陈云同志认为：“大革命时彭湃同志在海陆丰，为什么受农民的拥护，为什么他在农民中间有很高的威信？就是因为他很关心群众的疾苦，随时随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5]彭湃认为必须破坏保障少数统治者利益的国家和法律，“法律既无存在的价值，政府，国家当然归诸消灭”“我们既承认现社会之种种罪恶，种种缺陷，有不得不实行社会革命之决心”[3]7。建立真正维护农民利益的政权机关——农会。赤山约农会制定的《农会利益》宣传单中，把农民的经济、医疗、教育、救济等十七条利益纳入斗争纲领和工作范围。《海丰总农会临时章程》提出，农会的纲领是“图农民生活之改造；
图农业之发展；
图农民之自治；
图农民教育之普及”[3]18。
(二)群众工作方法：依靠群众，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请教
“实践—认识—实践”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彭湃在领导工农运动的过程中，坚持依靠群众、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请教，集中群众的集体智慧，再运用到实践中去，循环往复，体现了“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坚持依靠群众，就是调动群众在斗争中的主体性。海丰总农会领导机构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比例为3∶4，广东省农会知识分子和农民各占其半，各部门职能分工明确。农民在农会实现当家作主，充分调动与地主斗争的积极性，农民团结为一个整体，由经济斗争扩大到政治斗争。彭湃认为工人和农民都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工农兵应该形成紧密的联合战线，“农兵联合，才能够得着最后之胜利”[3]75-76，“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农民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工人，这已成为铁律。我们工人要革命成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工农联合问题，因为农民是工人的好朋友，与工人在一条路去革命的。”[3]105
联系群众就是要深入群众中间做调查研究，了解群众需求，解决群众的困难，充当组织与群众的桥梁。从最初开始农民运动事业，到后来担任中央农民部秘书，彭湃一直坚持与工农群众近距离接触，到他们中间宣传、演讲，倾听他们的需求。为了表明自己的群众立场，彭湃背叛地主家庭，当众烧毁田契，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彭湃充当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向组织及时反馈农民运动的最新进展，呼吁更多同志来参与农民运动，“中国的内乱就是我们散布种子的机会，S.Y.及C.P.②还要快些设法子使多些同志到乡村来！”[3]601929年2月，在上海闸北区委会议上，彭湃认为不少从苏联留学回国的青年有一定理论功底，但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太了解，他认为比较好的办法是训练加考察，“使他们职业化，到群众中去。”[3]317
向群众请教就要拜群众为师，相信群众的智慧，尊重的群众意见。开展农民运动之后，彭湃向农民请教为何宣传失败，得知是由于农民不得空闲；
讲的话太深，一般农民不易听懂；
没有熟悉的人带着一起去[1]40。为接近工人，彭湃“拜工人为师，学会了拉人力车”[1]121。随着对农民了解的加深，彭湃赞扬“他们(农民)实在不乏聪明的人”，“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3]12。1923年7月底，海丰县的庄稼在洪涝中被摧毁，为解决农民的交租问题，彭湃专门组织召开一个谈话会议征求意见，在“自由减租”“免租运动”“自由交租”的讨论中权衡后，认为“至多三成交纳”比较合理。为了解农民对土地的看法，他在海丰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进行了现场调研，统计得出“没有一个人承认田地该归地主所有”[1]118。
(三)群众工作原则：注重调查研究，善抓主要矛盾
“能动反映论坚持认识依赖于社会实践”[6]，调查研究是发现事物发展规律的重要手段。彭湃深入农村，通过实地考察、直接交流，掌握了农民和农村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用详细的数据描绘了海丰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制定农民运动的方案提供了可靠依据。彭湃认为，农民参加革命有以下优势：佃农占多数，农民革命不容易被发现；
忠于自己的阶级；
可以同盟罢耕；
农民田租日益增加，生活困难；
农民革命性不断提高。《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3]354。
群众工作千头万绪，必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第一，革命的关键是动员，而贫农缺乏教育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传播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抓好“关键少数”，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第二，彭湃与醒悟较早的五位农民组建起“六人农会”，旗帜鲜明地表示农会是为农民解决问题，很快农会就成为农民力量的聚集点。第三，彭湃强调干部的重要性。1924年6月，广东省广宁县和花县发生了地主攻击农会事件，彭湃进一步意识到农民干部缺乏成为阻碍农民运动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彭湃的建议和筹备下，农民运动讲习所成功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出772名农运人才。
瞿秋白赞扬“彭湃是群众运动的模范工作者”。彭湃群众工作思想回答了“革命为什么依靠群众，群众工作的方法，做群众工作的原则”等问题，开创了新式农民运动的格局，促进了工农革命联盟的形成，探索了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
(一)开创了新式农民运动的格局
新式农民运动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方面与旧式农民运动有显著不同。彭湃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灵活运用于群众工作实践，制定科学的政治纲领和巧妙的斗争策略，使农民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广东农会的发展历程看，1922年7月“六人农会”成立，10月赤山约农会成立，会员扩大到五百人，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此时已加入农会的会员达二万户，以农会管辖下之人口计有十万人。进而推广到紫金、澄海、潮阳、潮安、五华等县，农会的发展之势不可阻挡。经过新式农民运动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广东农民群众为东征、北伐战争提供了强大后勤保障，“或为党军内应，或作外援，如当冲锋队，充伕役、向导，侦探及截击逆军等等无不踊跃去做。”[3]100
(二)促进工农革命联盟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把工作重心放在工人运动方面。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党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成立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各地建立分部，革命思想在工人群众中广泛传播。与此同时，浙江萧山、广东海丰、湖南衡山等地农民运动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发展起来。海陆丰农民运动在彭湃领导下呈星火燎原之势，彰显了农民阶级的力量，引起了陈独秀、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关注，党的二大开始重视农民问题，二大制定的党章规定“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7]79，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规律的认识，开始探索成立工农革命联盟。1925年1月，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肯定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7]126。
(三)探索出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
党的群众路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出来的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可表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处理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的根本态度、工作方法和思想认识路线。1927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首次提出“群众路线”概念，强调红军的工作“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8]。尽管彭湃当时没有提出“群众路线”概念，但是他的工作思路已经有了“群众路线”的萌芽，强调了获取群众支持、同群众保持联系的必要性。“富有经验的农村领导人彭湃、毛泽东、方志敏对‘群众路线’的行动原则都有重大贡献。”[9]
注 释：
①彭湃(1896年10月22日—1929年8月30日)，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人(今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革命时期，彭湃开展农民运动，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 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 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1927年10月，在广东海陆丰地区(今汕尾市)领导武装起义后，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2009年9月10日，彭湃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②S.Y.及C.P.分别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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