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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近年来问题也逐步积累，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资源环境问题突出，国际市场风险等等。 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①本文主要讨论与“转变发展方式”有关的三个重点问题及政策选择。
一、以自主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是发展战略的主题
（一）中国工业仍处于后进追赶阶段
中国工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但仍是个“大而不强”的结构。产业组织“小散弱”，行业集中度普遍偏低，企业多而规模小，组织协同差。多数企业局限于国内市场的价格竞争，总体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自主研发能力和动力不足。各地画地为牢、争项目争引资，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和产权侵蚀，缺少应对的手段。
地方与部门利益多元化，以及工业管理职能持续削弱（削减政府行业管理职能具有改革的意义，过于削弱则有副作用），行业的协调、监管与产业政策实施困难。如高耗能行业的技术研发及成果推广缺乏手段，节能治污进展缓慢；面对外部的强势竞争，比如国际铁矿巨头无理提价、战略性稀土金属行业的杀价竞争，皆因行业协调不力造成惨重损失。
（二）过分“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压抑自主创新能力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提高工业生产水平与消费水平有很大帮助。但长期片面强调引进的另一面，是形成对引进的过分依赖，助长企业急功近利心理，躲避艰苦的自主技术学习消化与创新。
行业管理职能的缺失，片面强调国内竞争，不利于企业间的协同技术攻关。其结果是，在西方优势技术竞争面前，国内高端工业品市场被压缩，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困难。身处不利于自主技术进步的环境，企业自然“重引进轻消化、重生产轻研发”，引进―落后―再引进，亦步亦趋。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0%、出口的近90%由外资企业完成，其中相当一部分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
所有后进国家发展新兴产业，都面临国外成熟产品进口的冲击。政府采购是各国通行的支持本国新兴现代产业的政策手段。但是我们的政府采购政策受到外界的干扰，目前很难承担起应有的政策功能。
（三）外资的扩张及其对行业主导权的争夺
30年来，我国累计吸收FDI超过1万亿美元。外资企业在中国各领域的影响力不断伸展扩张，在少数领域占据了主导或垄断地位。某些重要工业部门被分解“整合”进各跨国公司的全球体系。如家用汽车产能的80%以上是合资企业，基本被外方控制（外资名义参股，但占有技术优势）。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骨干企业轻易对外出售控股权，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
（四）中国工业处于全球分工体系的中低层位置
中国工业在劳动、资源密集产业高度依赖出口的同时，高端工业产品（关键部件、材料、核心技术）高度依赖进口，或依赖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
沿海出口加工业多年高速成长，其市场开拓主要靠“借船出海”，本国企业很少成长为具备跨国营销与物流组织能力的大企业。
全球化使得西方国家的工业细分和外移，形成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微笑曲线”，其中附加值最高的左右两端――研发设计、订单管理、产品储运、跨国营销、金融服务等环节，多数由跨国公司掌握。第三世界的加工厂商只能得到曲线底部的微薄加工费。各方面信息表明，OEM贴牌生产的总收益，仅占产品全球价值链的不足20%。中国沿海工业带的崛起，与西方经济中服务业比重同步提高，绝非偶然。
（五）外向型加工业发展道路已近极限，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经济全球化导致西方经济的空洞化与泡沫化，金融危机迫使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能源资源的寡头操纵倾向。另外，发展中国家间在出口加工领域竞争加剧。中国有7亿劳动力，是工业化国家劳动力总和的1.5倍。中国的轻工类制品在国际市场中份额之大，令全世界瞩目。到了提问“还有多大扩张空间”的时候了。
30年前，中国人均收入仅200美元，依托低工资优势进入“国际大循环”是正确的发展战略。现在中国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劳动市场的供需形势出现根本性变化，工资呈上涨趋势。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持续20年的依托加工出口的发展道路已接近极限。超越这一发展路径，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是在新阶段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战略选择和重大挑战。这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意义所在。
如果继续惯性的思维，将产业升级的希望寄托于招商引资，其结果还是使自己压抑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环节。要保持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提高人均收入，必须调整发展的战略思维，使中国工业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环节，向两端（研发设计与知识产权、国际营销与服务）伸展。这只能靠中国的企业组织自己的高素质人才，参与国际产业链的高层次竞争，以获取更多的附加值。我们不仅要GDP，更要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满足于被动接受西方的“产业转移”和“短平快”的GDP增长，其代价将是永久失去国内高端产业的控制权和本土市场，即未来的发展空间。这正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教训。相比之下，日本韩国的自主型“技术立国”发展模式值得借鉴。
转变“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发展模式、促进节能降耗和提高环保水平，关键的因素还是技术进步。只有采用广大企业与家庭承担得起的新技术，才能实质性地推进“两型社会”建设；而只有当中国自己的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能力与知识产权，才能降低新技术新产品的价格，才有条件推广。
优化结构、扩大内需，要求大力发展三产。城镇化有助于三产的发展，已为各国经验所证明。但当今西方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除城市化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贡献因素：本国原有产业链被细分，其中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外移，国内保留高附加值环节。在全球化条件下，西方“高端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加工业的成长，是同一过程的两方面。我们要想在全球“微笑曲线”中占领较高端部分，必须经过艰苦的产业升级努力。况且“三产”中有很大一部分已高度市场化，不是靠规划和命令发展起来的。
中国60年的建设，通过本国人民的辛勤积累，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工业―科技体系（它的核心部分仍为国有经济）。这是后进追赶型的工业得以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独立性的支柱，也是未来自主型产业升级必须依托的基础。要爱护和培育它，使它不断完善和提高。
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显著扩大，广大居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经济的增长，导致国内消费不足，已成为共识。
有人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官员腐败（灰色收入）和国企垄断。但如果客观地、不带偏见地看问题，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因素至少包括：体制转轨中的腐败；企业制度变革、职工谈判地位下降；城市失业率上升、大量农民进城就业；国际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工业高度外向化的特点。
正式统计的7300万工业就业人员中，国企职工仅占1/4；全部非国有企业的职工年工资约1.5万元，是国企职工的一半（国家统计局公报2010）。很显然，中国的工资水平是在外向化的市场环境下，以亿万农民工的工资为基准，即“蓝领向农民工看齐，高管向跨国公司看齐”。内外差距、城乡差距的双重“二元结构”，形成资本与劳动的地位极不对等的“要素市场”。所有制格局决定分配格局，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
中国的低工资是支持出口加工业的主要竞争优势。初次分配不公平导致国内消费不振，但工资上升又影响出口加工业。
由于国内消费需求长期跟不上经济增长，国民收入自然要向投资倾斜。于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各地方大兴土木的楼堂馆所，成为巨大的重化工产能的重要出口。但基础设施投资回收期过长，住房也最终要成为居民的消费资料。长期过量的投资，隐含着愈益增长的金融风险。
根据再生产理论，产业结构与分配结构必须相互适应，这是社会产品实现的必要条件。这种适应关系是在特定的经济运行机制下，长期磨合形成的。产业结构的扭曲与分配结构的扭曲，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这一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化过程遇到了社会经济高度不平衡、不同质的环境；另一方面则是过深地卷入了全球分工体系。要在现有利益格局之下遏制两极分化，以及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的差距，只能通过政策提高低收入一方的收入。目前可做的文章主要是在二次分配方面。
大力推进产业升级，提高本国企业在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将同时增加本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收入与本国白领职工的工资水平，将有助于提高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中的中间层收入水平（将“图钉型”分配格局改为“金字塔型”格局），此为缩小收入差距的一条根本之策。
从全国范围看，鉴于我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中央坚持现有的财政汲取水平、有效地实行二次分配政策是必要的。当然，这对政府的廉洁、效率与执行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三农”问题和统筹城乡发展
中国今日的“三农”问题，是在工业化加速、城乡关系深刻变革的阶段出现的新问题。
近十几年，城乡收入差距再度扩大，其根本原因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小农的比较收益恶化。“二元体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中国人多耕地少、小农生产的潜力已基本挖尽，分散经营使农民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乡村治理流于缺失（其部分原因是内地乡级财政枯竭），基本医疗服务的缺失、医疗教育费用提高、正规金融服务的弱化等等，抬高了农民开支。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农地经营规模和收益方面，无法与欧美大农业竞争。农产品涨价的空间是有限的。由于国内工农业劳动的收益差别，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趋势还将继续进行，农业的“副业化”不可逆转。目前，至少在中部农村已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但由于中国有很大一部分耕地不适宜大型机械耕作，如何提高这些农区的务农收入，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将成为重要问题。
中国小农经济的出路：如果靠资本下乡“公司＋农户”，将固定小农的低收入状态；发展新型合作组织，则当前农民自组织能力稀缺，亟待加强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村民自治”的尝试，效果如何是值得怀疑的。
人们希望，通过加快工业化、鼓励农民进城，减轻农村的人地紧张关系，从而提高务农收入。为此，改革城乡户籍分管体制是必要的。但城乡户籍分管的背后，是两类居民不同的保障制度――城市居民享有养老医疗等社保权益和子女教育的便利，农民则有耕地和宅基地使用权。一些有条件的大城市动用自身财力，为辖区内农民“转市民”提供相应的权益，同时置换出相应的农地。但农民的跨省区迁徙定居（如四川农民到珠三角落户），则因沿海和内地省份财力的差异，难以实行。
国际市场的波动风险，影响进城打工农民的就业前景。他们在家乡的耕地承包权和自有住宅，在较长时期内还是他们的保障和退路，这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制度，是经过历史的探索和锤炼所形成，是适应现阶段基本国情的。
中国是人口大国，是工业化的后进者，在发展中遇到的特有问题，靠照抄西方先行者的经验是不够的。受制于基本的社会经济条件，考虑到兼顾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要求，从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工业城市社会，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因此，在现阶段国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为主旨的“统筹城乡发展”政策，是正确和必要的。
城郊农地的增值潜力，刺激各地城市政府积极投入房地产开发、搞“土地财政”。目前中国人均耕地仅1.5亩，确保基本耕地是维持14亿人吃饭的大问题。
围绕农地制度问题不同意见各自亮相。“以社保和城市住房换取土地流转集中”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意见。但是在6亿人的现代部门和7亿人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今天，想在全国推行这一主张，显然是超前的。
统筹城乡发展，需要明确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和制约条件，统筹兼顾以下重要目标：工业化城镇化健康发展与布局合理化；确保基本耕地和粮食安全；为农民有序进城就业定居创造适宜条件；向农业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援，加强农村治理和社会事业建设。
注：
①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高梁，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