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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伟
其后，高本汉在汉语上古音、先秦典籍考订、语文辞书编纂、青铜器年代学及辨伪学等领域也有非凡的贡献。仅在1949年以前，译介过高本汉学术作品的国内学人就有伯韩、陈定民、崔垂言、董同龢、高华年、贺昌群、胡适、黄萧、江应樑、林语堂、陆侃如、陆志韦、冯沅君、冯承钧、刘叔扬、潘尊行、瞿秋白（余铭）、唐虞、汪浚、王静如、王力（了一）、魏建功、卫聚贤、温廷敬、闻宥、徐炳昶、张世禄、赵元任、周法高、朱炳荪、朱芳圃等。
杨树达（1885—1956）幼习旧学，熟读四部，青年时代负笈东瀛，接受了西方现代学术的训练，熟习“欧洲语言及诸杂学”，后毕生从事文史研究，在先秦甲骨、金文、礼制、典籍和现代语法学、修辞学、词汇学、文字学等领域，皆有建树(2)张清常（杨树达的学生）在《忆遇夫师》（《文教资料》1983年第4期，第64页）一文中说：“杨先生自己说过，他有家学的根底，有湖南乡先贤的熏陶，有通过英语所学，有留学日本所学，与当代著名学者交流，再加自己时时勤勉，这样就使他根基雄厚，思路心胸大为开阔。”，尤其是《汉书》研究方面，独步学林，陈寅恪先生誉之为“汉圣”。杨树达先生1932年4月8日日记载：“前以汉碑诸跋寄示陈寅恪；
今日来书云：‘汉事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云云。极知友朋过奖，万不能当。然固足取以自励耳。”(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页。
近代以前的“汉学”，是与“宋学”相对的概念，后者以两宋程（程颐、程颢）、朱（熹）理学为代表，讲究思辨，侧重义理；
前者则以东汉郑玄、马融以来的古文家及至清代顾炎武、戴震等“乾嘉学派”为代表，崇尚实学，侧重考据。杨树达先生所精研的，不仅是《汉书》之“汉学”，其学问笃实淹博，承继朴学，作为汉、宋之学之“汉学”大师，当之无愧。
中央研究院院士是高本汉和杨树达二人共同的学术头衔。高氏是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等人于1928年创设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聘的三位外籍通讯院士之一，其他两位则是东方学家伯希和（Pelliot Paul，1878—1945）和藏学家穆勒（Müller F. W. K.，1863—1930）。到了1935年，由于中央研究院新任总干事丁文江提出了新的财政缩减政策，于是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致函高本汉，除了述及已汇出1934—1935年高氏通信研究员的薪金事宜之外，另外言明下年度将不再支付其津贴(1)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01页。。
虽然史语所不再为高本汉支薪，但高氏仍然关心史语所的学术研究。根据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2)马悦然著，李之义译：《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95—296页。一书中的记述，1948年5月春季学期结束以后，高本汉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项目支持下，开始了第三次的国外长途旅行，这次学术访问的目的地是美国与加拿大。“能与老朋友重逢一定使高本汉感到很高兴，他们是在耶鲁大学客座讲学的傅斯年和罗常培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客座教授李方桂”。恰逢傅斯年于1947年6月赴美养疴，于是得以与高本汉会晤。傅氏在其致中央博物院函中谈及，高本汉将赠送全套《远东博物馆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e，简称BMFEA）之事(3)《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367—1369页。。傅斯年又于当年5月25日分别致函王德芳、王世杰、朱家骅三人，述及将有高本汉的学生六人到中国留学事宜，希望当时的南京政府给予方便(4)同上，第1361—1363页。。
1947年，中央研究院开始启动院士评选的工作。傅斯年在当年6月24日致胡适的信函中，提出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组的20位院士候选人，其中杨树达以其经籍考订方面的成绩，被列为中国文学组的四位候选院士之一，其他三位则分别是吴稚晖、胡适、张元济(5)同上，第1330页。。到了1948年3月9日致朱家骅等五人的函件中，重新讨论原始候选人名单问题，谈及“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其贡献绝不能与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并举。”(6)《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340页。等到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正式公布，杨树达先生自然是名列其中。杨氏在1948年3—4月间的日记中亦曾谈及院士评选结果：“报载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余及余季豫（嘉锡）皆与焉。法定可选八十至百人，今止选八十一人，盖采严格主义也。”（3月28日）“余季豫来书云：“此次院士选举，兄以声誉卓著，为众望所归，故以二十票顺利通过。弟则不为人知，而卒获附骥，盖幸也。”（4月21日）(7)《积微翁回忆录》，第191、192页。
我们从典籍考订、中西词源学、周代文字、考古等方面，看一看高本汉与杨树达这两位“汉学”大师的学术旨趣及学术因缘。首先在《左传》《老子》等周秦典籍研究方面，高、杨二氏对语言学层面的押韵、用字、语法规则等具体问题的分析都很在行，而且注重将传统的语文学考证与现代语言学的比较研究相结合。比较方法的运用，不仅仅是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之间（比如《左传》与《国语》之间、《老子》与《诗经》之间），同时把相关的学科（比如文字与音韵、词源与音韵）结合起来研究，所以往往在典籍辨伪、文本考订等方面能够发前人所未发。
1922年9月，杨树达撰《老子古义》二卷在中华书局印行，1928年11月又出增补本三卷。该书本有杨氏自序一篇，但刊出时不知何故未得印入。此篇序文后来收录于氏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此书由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科学出版社1955年增订版。一书中。该序交代了写作缘由(2)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81页。：“心念《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之语，……乃取《韩非》‘解老’‘喻老’、《淮南》‘道应’诸篇手自迻录，继复搜检诸子古史之说《老子》者附益之，合为一帙，凡五十日而录竟。以余既有《周易古义》中，是篇体式不违，遂名曰《老子古义》。”
此书甫一出版，广受海内外学界好评。狩野直喜、长泽规矩也、胡适、张东荪、张孟劬等学者皆给予高度评价，且不乏去函索书求文者，这其中就包括高本汉。1933年4月，杨树达先生在其日记里写道：
访胡适之，见告瑞典高本汉著《诗经研究》，论及《老子》，称余《老子古义》之美，容当假与余读之。（4月6日）
访胡适之，见示瑞典高本汉《老子之韵语》论文，中引及《老子古义》，谓《老子》王弼本五千二百四十七字，据《古义》所引《庄》《列》《尹文》《吕览》《国策》《韩非》《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盐铁论》称引《老子》之处凡千七百六十七字云。将全书一一细数，可谓勤矣。适之旋以此册赠余。（4月29日）
1932年，高本汉发表的两篇长篇论文均与《老子》有关，一篇为“The Poetical Parts in Lao-Tsï”（《老子韵考》，《哥德堡大学年鉴》［Göteborgs Högskolas Ärsskrift，简称GHÅ］38卷3期），另一篇为“Shi King Researches”（《诗经研究》，见《远东博物馆集刊》卷4）。高氏在《诗经研究》一文以《诗经》押韵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分析上古汉语里的塞音韵尾；
该文还提到，在另一篇名为《老子韵考》的论文里，高氏将诗文押韵的观察范围扩大到了周、秦、汉代的韵文，从《诗经》用韵出发，结合谐声、假借等，讨论上古韵母的问题，其中也涉及《老子》《庄子》《易林》等典籍中的押韵资料。不过，杨树达在1933年4月6日的日记中所载胡适的话，可能有误。因为《诗经研究》一文其实并未提及杨树达《老子古义》，当然更没有“称余《老子古义》之美”的说法，所以要么是杨氏的记忆失误，要么是胡适记错了高本汉论文的篇名。又杨氏在1933年11月8日记：“高本汉寄赠论文二篇：一为《诗经古韵》，即前某君见示者；
一为纪念蔡元培作者。”(3)《积微翁回忆录》，第52—53页。这里的《诗经古韵》也当是《诗经研究》之误。
在发表前述与《诗经》《老子》有关的语文学考证文章之后，高本汉继续在该领域辛勤耕耘。《诗经》方面，在《哥德堡大学年鉴》《远东博物馆集刊》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诗经颂诗的押韵》（“The rimes in the Sung Section of the Shï King”，1935）、《国 风 注 释》（“Glosses on the Kuofeng odes”，1942）、《小 雅 注 释》（“Glosses on the Siaoya odes”，1944）、《诗经：国风和小雅》（“The Book of Odes, Kuofeng and Siaoya”，1944）、《诗经：大雅和颂》（“The Book of Odes, Ta ya and Sung”，1945）、《大雅和颂诗注释》（“Glosses on the Taya and Sung Odes”，1946）、《诗经：文本、转写和翻译》（“The Book of Odes. Chinese text,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1950）等文，后汇集为《诗经注释》（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1964）一书出版。《老子》方面，则有逝世前两年完成的《老子劄记》（Notes on the Lao-Tse，1957）。
《左传》是高本汉用力甚勤的另一部先秦典籍。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以崔述《考信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疑古派为学术渊源，提倡古史辨伪、古书辨伪，如怀疑《左传》《周礼》等书为西汉刘歆伪托。在疑古思潮盛行的同时，也有一派学者主张信古、释古，钱穆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1929）即是佳例。据钱氏自记1919年读书事云：“在杭州购书时，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图书馆购书，皆须木刻大字本，此书遂归余私有，为余八九年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张本。……余自在后宅，即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顾）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19、152页。
顾氏作为“古史辨”派的领袖，虽与钱氏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但对钱穆先生却有知遇之恩，令钱氏铭感。胡适读钱文后，曾对钱穆先生说：“君之《刘向歆父子年谱》未出，一时误于今文家言，遂不敢信用《左传》，此是当时之失。”(2)《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5—166页。
巧的是，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一册）一书和高本汉所写“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哥德堡大学年鉴》卷3期）一文都在1926年先后问世。顾氏所编，代表疑古；
高氏所撰，代表信古。一中一西，顾氏所持为文献考据方法；
高氏则更多将传统语文学与现代语言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
和《中国音韵学研究》一样，高氏关于《左传》的长文一出，很快就被介绍到国内学界。据陆侃如在译序中说，该文最先是由胡适作口头译述、卫聚贤记录，经赵元任校阅后，由冯沅君交新月书店，以《左传真伪考》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该书还附录了胡适专门撰写的《提要与批评》及卫聚贤的跋文。1936年再版时，由陆侃如重译，除胡适、卫聚贤二人的两文以外，另收有高本汉《中国古书的真伪》(3)BMFEA 1, 1929, pp.165—183.《书经中的代名词“厥”字》(4)GHÅ 39.2, 1933, pp. 29—37.的中译本和冯沅君《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卫聚贤《读〈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以后》等文。《真伪考》发表后不久，高氏又写了《周礼与左传文本的早期历史》(5)B. Karlgre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ou Li and Tso Chuan Texts，”BMFEA 3, 1931, pp. 1—60.，将晚清以来崔述、康有为等今文学派斥之为伪书的《周礼》《左传》一并做了讨论。晚年还发表了工具书性质的《左传注释》(6)B.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Tso Chuan I ,” BMFEA 41, 1969, pp. 1—159 ; “Glosses on the Tso Chuan II,” BMFEA 42, 1970,pp. 273—296.。高氏的《诗经注释》（董同龢译，1979）、《左传注释》（陈舜政译，1979）、《礼记注释》（陈舜政译，1981）、《雅颂注释斠正》（李雄溪译，1996）等先秦典籍的校订著作，均已被译作中文在中国台湾、大陆先后出版。
一方面，和高本汉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杨树达先生在《左传》《老子》研究领域大放异彩；
另一方面，因和高本汉的旨趣一致，对高氏的学术研究，杨氏也曾多加赞赏。从杨先生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到这一轨迹：
余近授清华诸生以《史记》，就史实参考群书，加以断案。例如共和有二说，则为参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开春论》、《鲁连子》，断共伯和之说为确，《史记》周召共和之说为非。（1933年12月11日）
撰《释暍》篇。文云：“《左氏传》所谓夏日之日可畏者也”，语统《传》及《注》言之，当改正。”（1934年7月12日）
《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出而见殣，谓晏子曰：‘此何为而死？’晏子对曰：‘此馁而死。’”此条当补入第四证《左氏》昭三年传注之上。《礼记·缁衣篇》云：“君子寡言而信以成其行。”此又余说“谨而信”之确证也。（1934年8月3日）
美国人卜德（引者按：即P. A. Boodberg 1903—1972，汉名“卜弼德”）寄所著《左传与国语》论文来，申证高本汉《左传》非伪书之说，颇有心思。（1935年1月12日）
昨日吴恩裕持张东荪札来。云欲购求《易》、《老》二《古义》，余因取《老子》一种赠之。（1935年11月27日）
《清华学报》十二卷二号出版，载余著《读〈左传〉小笺》。（1937年4月2日）
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秋起任教于北京燕京大学的钱穆，在《老子》《左传》等古籍辨伪与年代研究方面的创获，也得到了欧洲汉学家的激赏：
余自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刊载《燕京学报》后，初去燕大，颉刚又来索稿，以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与之，续刊《燕京学报》。曾获欧洲某汉学家来函推崇，谓读余文，乃知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非异邦人所能为力也(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8—159页。。
虽然我们至今还无从确知，钱穆所说的“欧洲某汉学家”是不是就是高本汉，但从当时高、钱、杨等人的学术兴趣和成果特点来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另外，马悦然在一篇短文中曾说：“据我所知，我的老师高本汉与钱穆教授没有见过面。1950年，我在香港拜访钱穆教授时，他告诉我他很佩服我的老师。我相信高本汉读过钱穆教授的著作。”(2)马悦然：《学者的良知与名誉》，见马悦然著《另一种乡愁》（增订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80页。
“新训诂学”是王力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同名文章里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王先生首先归纳了旧训诂学“纂集”“注释”“发明”几派的局限：
旧训诂学的弊病，最大的一点乃是崇古。小学本是经学的附庸，最初的目的是在乎明经，后来范围较大，也不过限于“明古”。先秦的字义，差不多成为小学家唯一的对象。甚至现代方言的研究，也不过是为上古字义找一些证明而已。这可说是封建思想的表现，因为尊经与崇古，就是要维持封建制度和否认社会的进化。(3)王力：《新训诂学》，见《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98—510页。
新训诂学强调：（一）用历史的观念审视字义的演变；
（二）重视语义与语音、语法的密切关系；
（三）词源探讨不应“舍近求远”，要把握好字义引申的规律；
（四）词源探讨应考虑文化史的背景；
（五）慎用古音通假、“一声之转”和双声叠韵(4)参看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双声叠韵的运用及其流弊》诸文，亦收入《王力语言学论文集》，第511—532页。。而诸如“解懈”“见现”之类音近异同的同源词(5)或称“同族词”“词族”，王力先生称之为“同源字”。是其主要的研究对象。
汉语词族的探索由来已久。北宋贾昌朝《群经音辨》有感于“近世字书摩灭，惟陆德明《经典释文》备载诸家音训。先儒之学，传授异同。大抵古字不繁，率多假借，故一字之文、音、诂殊别者众，当为辨析”，将其分作五类讨论：一、字同音异，如中和之“中”（陟弓切，平声）与适中之“中”（陟用切，去声）；
二、字音清浊，如训“屈也”之“折”（之舌切，清声）与训“既屈也”之“折”（市列切，浊声）；
三、彼此异音，如取于人曰贷之“贷”（他得切，入声）与“与之曰贷”之“贷”（他代切，舒声）；
四、字音疑混，如“居高定体”之“上”（时亮切，去声）与“自下而升”之“上”（时掌切，上声）；
五、字训得失，如《说文》训“水凝也，俗作凝”的“冰”（鱼陵切）、“凝”（彼陵切）二字。虽然此书并非探讨音义关联的专著，归类也不尽合理，但也可算是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在汉语词源学、词族比较研究领域有开创之功的近代学者，恰好是1905—1910年间留学日本、旧学根柢深厚，又深受新学影响的杨树达，和熟谙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及西方语源学研究方法的高本汉。用杨先生自己的话说：“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少年时代留学日本，学外国文字，知道他们有所谓语源学。偶然翻检他们的大字典，每一个字，语源都说得明明白白，心窃羡之。因此我后来治文字学，尽量地寻找语源。”(6)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评价杨树达的学术方法时说：“遇夫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得之于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同时还吸收了一些近代学者和外国学者的新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有些地方又超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和段玉裁之上。”参看罗常培：《悼杨树达（遇夫）先生》，《文教资料》1983年第4期，第56页。他在文字训诂学方面的研究，充分发挥了“因声求义”的方法，由声音的联系推求不同字在词义上的关系，进而建立词族。
汉语里声韵上有联系的字，除了同声符的谐声字（“工江”之类），还有假借字（“其箕”之类）、转注字（“考老”之类），而另外一大宗就是同族词了。杨氏在这方面的研究，汇于《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积微居小学述林》之中。二书内容浩博，不能具引，以下摘引杨先生在日记中的若干记载：
看《汉书·鲍宣传》。“浆酒霍肉”，颜（师古）释“霍”为藿叶，于文例不合。余定为臛之假字。《说文》：“臛，肉羹也。”（1928年5月22日）
撰《〈庄子〉“意怠”“鷾鸸”一鸟说》。（1932年3月18日）
《方言》《广雅》“桓”训忧，王、钱疏皆不得其说。余疑桓与患古音近，古书容当有假桓为患者，故子云有此训，特今日不可得见耳。（1932年3月31日）
读《说文》，悟慈字当受义于子，慈、子古音同也。慈当训爱子，许但训爱，广泛不切矣。段注亦无所发明。（1932年7月25日）
读《说文》，治声训。漀训侧出泉，盖假声为顷，顷为头顷侧也。馨训香之远，殸盖假为迥，迥训远也。（1932年10月5日）
读《经义述闻》。《尔雅》“当途，梧丘；
途出其前，戴丘；
途出其后，昌丘。”王氏谓梧、戴、昌皆训当。知前人于余所言“义近则语源近”一节固有知之者，特未提示通则耳。（1935年9月29日）
撰《释龂篇》。龂训齿本肉。艮、斤古同音。《说文》垠作圻；
赾、很皆训难，音义并同，当为一字。从斤犹从艮也。《仓颉篇》训齿根，则明著其语源于训诂中矣。（1936年11月6日）
陈寅恪于1940年8月2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1)《陈寅恪书信集》，第175页。对杨氏学问的评价，可谓公允。
高本汉于1933年发表长文“Word Families in Chinese”(2)BMFEA 5, 1933, pp. 9—120.，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的张世禄先生，将其译为中文，开始时书名拟作《中国语词的族类》，后来采纳了罗常培先生的建议，书名改为更加简洁的《汉语词类》。张先生总结高氏研究汉语词源所用的方法时说：
要研究中国的语源学，势必至于进入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的范围。而要把中国的语词来和西藏语、暹罗语上的相比较，第一步的工作还须在考定中国上古音。依着中国上古的音读分列中国语词的族类，这就是奠定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的基础。(3)高本汉著，张世禄译：《汉语词类·译者序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iv页。
由高本汉的学术研究脉络观之，高氏于1926年完成其名山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后，陆续发表了《原始中国语为屈折语》(4)B. Karlgren, “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elle,” Journal Asiatique 15, 1920, pp. 205—232.《中国语分析字典》(5)B.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Geuthner, 1923.《谐声字体的原则》(6)B. Karlgren, “A Principle in the Phonetic Compounds of the Chinese Scripts,” Asia Major 2, 1925, pp. 302—308.《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7)B. Karlgren,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 1928, pp. 769—813.《藏语和汉语》(8)B. Karlgren, “Tibetan and Chinese,” T’oung Pao 27, 1931, pp. 1—46.等论著，再加上文提到的《诗经研究》（1932）、《老子韵考》（1932）都涉及周秦古音学。杨树达先生的日记里有几条高氏研究古音的记载：
遇胡适之。新从上海来，告余云：新撰一文字，明阴声平音古皆是入，高本汉近亦有此说，恰相契合云。此文后载入《新月杂志》，名《入声考》。（1929年2月2日）
瑞典高本汉寄所著《中国语语族》（引者按：即《汉语词类》）论文来。（1934年11月23日）
高本屡赠其著作，以《古声韵讨论集》及《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释旐》以下十一篇寄赠答之。（1934年12月3日）
很显然，高氏深知，词族系联、汉藏语比较工作的前提是建立合理的、有解释力的上古音系。从本质上说，也就是杨树达先生在其研究中所贯彻的“因声求义”的方法。高本汉《汉语词类》一文发表不久，杨先生很快就收到了高氏寄送的文章，学术知遇的情谊，跃然纸上。
在高本汉数十页的论著目录中，除了语文学、音韵学以外，还有令人瞩目的一部分，就是殷周青铜器，旁及古文字与考古。1915年5月，高本汉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同时获得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和汉语副教授学位。在迫于生计而为生活奔波的短短几年之后(1)《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第145、154页。，高氏于年1918年9月开启了在哥德堡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生涯。
1929年，瑞典远东博物馆成立，高本汉借此平台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如《早期中国的青铜镜铭》(2)B. Karlgren, “Early Chinese Mirror Inscriptions,” BMFEA 6, 1934, pp. 9—79.《宝山文化的年代》(3)B. Karlgren, “On the Date of the Piao-Bells,” BMFEA 6, 1934, pp.137—149.《中国青铜器的殷与周》(4)B. Karlgren,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 BMFEA 8, 1936, pp. 9—156.《论周代文字》(5)B. Karlgren, “On the Script of Chou Dynasty,” BMFEA 8, 1936, pp.157—178.《中国青铜器年代考》(6)B. Karlgren, “The Dating of Chinese Bronz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 1937, pp. 9—117.《淮与汉的风格》(7)B. Karlgren, “Huai and Han,” BMFEA 13, 1941, pp. 1—125.《早期东山文化的年代》(8)B. Karlgren, “The Date of the Early Dungsun Culture” BMFEA 14, 1942, pp. 1—28.等。1936年8月，高氏接替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Andersson，1874—1960）任博物馆馆长，一直到退休为止。
高本汉从事考古文物研究的动机，是自发的学术兴趣，还是为了离开哥特堡而采取的策略，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高氏在1920年初至1935年10月间，曾应瑞典考古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的邀请，整理由弗尔克·贝里曼（Folke Bergman，1902—1946）在内蒙古发现的一批西汉竹简，在此期间，二人多有书信往来。此事亦得到赵元任、刘复等中国学者的襄助(9)《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第170—174页。。这番经历，相信对高本汉投身青铜器、考古、文字的研究，起到了较直接的促进作用。
把汉语历史语音的“音位”（phoneme）研究理念运用于中国早期青铜器的纹饰研究，是高本汉的创举，这当然是跟高氏在汉语史领域的不朽成绩密切相关的，所以才会写出《早期青铜器纹饰的文法研究》这样饶有兴味的论文；
并且，如马悦然先生所说：“高本汉在语言学研究中拒绝用构建术语如‘音位’（phoneme）、‘音素’（phone）和‘音位变体’（allophone），而在青铜器纹饰分析中，他在处理基本要素时所用的单位让读者想到‘笔画’（grapheme）、‘书写符号’（graph）和‘书写符号变体’（allograph）。”(10)同上，第245页。但实际上，高本汉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都是顽固的“音位反对派”。尽管赵元任在1941年发表的《中古汉语的语音区别》（“Distinction within Ancient Chinese”）一文就曾经从音位学的角度，温和地批评过高本汉古音构拟中的一些做法，比如声母的“喻化”说、合口介音的“真假”说等等，但是高氏都没有采纳。到了1954年，高氏写作长文《中国声韵学大纲》（“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时，尽管没有否认音位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但还是坚决反对把它用到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当中：
当然在所有的语言研究中，音位学的原则非常重要，无论哪种语言的描述里，我们都一定很自然地、无可避免地采用这些原则，但是单就这一点并不足以使我们过分来强调它，把它当成语言描述里唯一重要的因素，而把其他在语言生命里同样重要的因素抹杀。现代的语言学家有一个趋势，盲目附从地把精神花费在一种智力游戏上——用最少的字母来描写一个语言，以不超过一副美国打字机上所有的字母最好。这种趋向，对于一种要研究的语言来说，无可否认，是简化了其间的真正的性质，歪曲了其间真正的情形。(1)高本汉著，张洪年译：《中国声韵学大纲》，台北：台湾省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2年，第236页。
除了和杨树达先生相互分享在《老子》《左传》等先秦典籍、古音学、汉语词族和词源等方面的学术成果。20世纪30年代开始，高本汉还曾将事殷周文字、青铜器方面的论文寄给杨氏。杨氏日记载：
瑞典高本汉寄所著论文四册来。中有《古铜器所见之殷周》一首，景印鼎彝甚多。（1936年2月19日）
撰《金文与周代社会》。（1951年3月7日）改前撰《周代社会文字》，易其题为《金文与周代社会》，付尹景湖。（1951年3月16日）
改定前日所撰《金文与周代社会》一文。余文谓天子亲耕为带头作用。尹景湖告余，谓此为古帝王麻醉作用。余知有阶级观点而不能应用，闻尹说乃恍然。（1951年4月2日）
前文已经提及，高本汉撰有《早期中国的青铜镜铭》《论周代文字》等论文，而杨树达在这一领域依然保持着跟高本汉大体一致的学术兴趣，也为中西两位“汉学”大师间的学术因缘增加了一个动人的注脚。
当然也要指出，高、杨二人的学术取向同中有异，就殷周铜器研究而言，高氏并未过多涉及铜器铭文考释本身，而杨氏也没有踏入纹饰研究等考古学专门领域。关于殷周文字的研究，高本汉从未涉足甲骨文，而杨树达却发表了《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耐林庼甲文说》《卜辞求义》等多种甲骨文字论著，也可以说是恰好互补。此外，高本汉借鉴现代语言学的音位学理论，提出了若干个新鲜的纹饰学概念，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考古学界的过多共鸣(2)承匿名审查人惠示，把汉语历史语音的“音位”（phoneme）研究理念运用于中国早期青铜器的纹饰研究未必合适，如果改用“层位”概念，或许更为妥帖。。不过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论赞同与否，可以说颇为海内外考古学界所重视。比如高氏对殷周铜器的古典式、中周氏与淮式的分期，直接影响了郭沫若划分的所谓鼎盛期、颓败期与中兴期(3)B. Karlgren,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 BMFEA 8, 1936, pp. 9—165; “New Studies in Yin and Chou Bronzes,” BMFEA 9,1937, pp. 9—117；
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5—656页；
张光直：《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3年第16本，第115—146页。；
并且，郭沫若对于殷周时代祖先崇拜的看法，也明显受到了高本汉的影响(4)B. Karlgren, “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MFEA 18, 1946， pp. 199—365；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64页。。容庚在讨论青铜器的年代考订和分期时，认为高本汉的分期标准不很周密，未能看到殷和周之间的延续性，但同时承认高氏“关于殷周铜器的区别有新的见解，其出发点颇为简要”(5)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3页。。日本学者滨田耕作、梅原末治等的青铜器研究，也颇受高本汉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6)可参看梅原末治著，胡厚宣译：《中国青铜器时代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页。，另文再做详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