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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旸
（沈阳医学院外语教学部，辽宁 沈阳 110034）
古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欧亚的交通线路，不仅为欧亚各个国家之间开展沟通与商业活动提供了平台，同时成为中外语言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渠道，实现了不同语言文化的碰撞。[1]。时至今日，我国重新提出“一带一路”伟大设想，在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同时，同样具有加强我国对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的责任。尤其是在国家之间竞争日渐激烈的今日，我国强化对外语言文化传播的价值更为重要。只有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才能从本质上强化国家软实力。但是，处于西方国家文化传播有利竞争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语言传播容易受到各种阻碍与限制。因此，我国有关工作人员应积极吸收古丝绸之路语言文化传播的方式以及经验，积极制定合理的传播方案，为语言文化传播提供现实机遇。
（一）中国与各国的语言教育
古丝绸之路打通过程中，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但是语言文化不同使得彼此交流十分困难。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汉代即颇为重视外族语言教育，同时也积极传播汉语言文化。如汉宣帝时期，政府便曾派人前往国外学习乌孙语言。同时，西域各个国家也开始学习汉语言文字，为各种商贸往来活动提供服务，同时也推动自身文化的而发展[2]。例如部分回族、东乡族民族中流传一种利用阿拉伯文以及波斯文字为基础的拼写文字。这种文字被称为“小经”，而大部分“小经”语言本质上便是汉语。这种和汉语关系密切的文字主要采用私下传授的方式，并非一种“死文字”，而是流传并沿用至今的“活文字”，普遍应用在我国伊斯兰经学，而且不只是可用作经学教育，现实生活中也有应用。
此外，阿拉伯及其附近区域很早便已经产生民间零散式的汉语教学活动。唐宋阶段，因为我国强盛的国力以及在当时十分重要的社会地位，阿拉伯王朝曾数十次派遣使者来华，并开始接触与学习汉语知识。我国也派遣使者前往阿拉伯及其附近区域学习阿拉伯语，这意味着中国语言以及为文化国际传播交流活动模式基本成型。明清阶段，中国留学生以及学者远赴阿拉伯及其附近区域留学或是旅游时，通过讲座的方式向阿拉伯人系统地介绍汉语，则象征汉语教学逐渐从传统民间零散式的教学方式向大学学科式教育转型。这种语言文化之间的沟通以及交流，无疑也推动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发展。
（二）通讯交流的发展
汉王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在此驻军、移民、屯田戍边，使得汉语言文化逐渐覆盖至西域地区。如今西域三十六国语言文字之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汉字的记录。不仅如此，汉代设立了诸多馆驿，而唐朝建立并发展了驿传制度。这不仅为汉语言文化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为各个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方便。学者斯坦因在1907年于敦煌西之古瞭望堡遗址之中发现了诸多汉字木简，根据分析是公元1世纪的文物。这些木简主要是精绝等区域贵族和中原地区贵族之间的信件，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信件往来是文化素养相对较高的人员。信件之中普遍以汉文作为主要语言。如罗布泊地区发掘的文物“李柏文书”便是信件，双方分别是晋西域长史李柏以及焉耄王龙会，由此可以说明焉耄上层人物十分了解汉字，并可以运用在现实生活之中。
（三）工具书编写
为了各国语言之间翻译以及语言学习应用的便捷，词典等工具类型书籍的编写受到沿线各个国家的广泛重视，历朝历代都有制作精良的工具书留存。如唐朝即编写了书籍《翻译名义大集》，通过梵文与藏文对照的方法，汇集了不同领域专有名词以及一般词汇，之后另外添加了汉文。唐代玄应和慧琳编写了《一切经音义》，其中汇总了许多梵文词汇，包括音译的梵文词汇。我国敦煌地区遗存的许多文献之中含有唐朝汉族人民与藏族人民为了学习彼此语言编写的工具书籍，例如《千字文》残卷以及《汉藏对比辞语》等，与之近似的还有明代四夷馆编写《西番译语》，清代乾隆年间编写的《西域同文志》等，都是留存至今具有丰富研究价值的工具书。
以《突厥语词典》为例，该书籍成于宋朝，由新疆喀什噶尔突厥语语言学家编写的工具书，是我国首部运用阿拉伯语解释突厥语的书籍，作者汇集了许多新疆地区与中亚区域的语言以及社会材料，在巴格达旅居过程中完成书籍的编写，其中不仅详细记录了当地的语言文化，包括语法规则、方言特征，记录了突厥族的诗歌、谚语，还对当地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地理、战争、历史以及本地的风俗习惯等，被学界称为11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上述语言文字工具书的编写证明了当时丝绸之路中，我国和各个国家之间结合十分紧密，也为当地民族之间的沟通提供了诸多便利，一方面，工具书的存在可使得人们可以自主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成为我国和西域开展商贸以及政治往来的关键性参考书；
另一方面，工具书也是人类宝贵文化的传承渠道，其中不仅含有语言文字本身，也包含了当地的民俗文化等内容，即便在今天依旧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一）获得的机会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为我国对外语言文化传播提供了许多发展机会，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基于一带一路的倡导下，为我国对外语言文化传播工作提供了许多新的活力，推动了有关部门把汉语言文化提高至更高的社会层次。第二，基于“一带一路”的影响之下，应将实现民心相通作为工作的重点。若要实现这一目标，我国需要积极组织全面的文化交流活动，始终坚定文化自信。由此可见，强化中国语言文化传播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第三，“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从本质上提高我国国际文化的传播能力，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创造良好的环境。第四，“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往来更为频繁，而贸易的频繁必然为语言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
（二）面临的挑战
语言文化是评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性指标，基于“一带一路”的倡导下，我国语言文化传播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就目前而言，西方文化的传播确实已经抢得到先机，不管是语言文化的传播机构，还是传播制度，已经十分成熟，影响力覆盖范围不断扩大[3]。而作为我国对外语言文化传播的经典形象——孔子学院来说，发展时长相对较少。因此，相比西方文化而言，我国的语言文化传播确实处于劣势。第二，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许多西方国家普遍是戴着有色眼镜评价我国的文化发展，甚至我国在积极倡导“一带一路”时，国外部分媒体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行为。第三，语言文化竞争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若要保证对外语言文化宣传工作质量，需要十分强调与重视宣传产品的质量，并选用合适的传播方法。
（一）沿线语言格局十分复杂
古代丝绸之路中对外语言传播方式对如今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语言传播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我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能脱离语言文化的传播，应有效处理沟通以及文化差异等问题，推动民心相通，为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结合对古丝绸之路语言文化传播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带一路”沿线语言格局十分复杂，阻碍了各个国家彼此交往。我国汉代，西域各个国家并没有统一的语言，即便是匈奴各个部落之间的语言也存在一定差别。即便是在唐朝，该区域的语言仍旧十分复杂，但是因为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州郡，并派遣官员，加之做买卖的商人、僧道以及发配边疆的犯人等不同类型汉人进入西域，加强了西域各个国家和中原的联系，彼此交往更为密切，加之大量佛经翻译活动进行，加快了语言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如西夏时，尽管党项人并不愿意汉文化的完全渗透，然而仍旧将《尔雅》等儒家经典翻译为本国文字，应用在学校教育，培养了一批通晓多种语言的汉语与儒学人才。
由此可知，从古代开始，不同语言的沟通以及汉语对外传播，主要得益于以频繁的交流与沟通，也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与帮助。相反，不管是商人之间贸易，还是僧道等其他类型人员的往来与沟通，都需要语言服务作为基础。这就给予现代“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定启示，即在推广“一带一路”过程中，必须重视语言文化的传播，以便为有关交流以及合作奠定基础[4]。2015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全面的“一带一路”产业互利合作关系，强化和中亚区域之间的经贸合作，共同构建西部开放窗口。而如果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加强，将使得各个国家企业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更为紧密，语言交流是最为基础的保证，但是我国对应的语言传播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据有关学者研究证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所用的官方语言不少于78种，我国对这些语言的了解较少，即便是剔除同语异名的语言，总计56种。若是将所有国家应用的民族语言统计在其中，不少于2400种。我国有关语言的人才数量显然不足。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将引发外源性语言问题，进而影响我国企业海外的进一步发展与利益。另外，中亚与西亚是保证“一带一路”顺利开展的重要区域，同时是保护我国政治安全以及能源安全的重要区域，汉语传播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语言体系对接难度较高
话语对接是语言文化宣传的重要内容。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实际情况、政治体制以及经济状况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我国在与沿线国家进行交流期间，需要全方位了解与认识不同国家的情况，选择对方容易接受且合理的话语方式与之交流。但事实上，“一带一路”开展过程中，话语表述不仍旧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因此，我国在和其他国家进行话语对接时需要予以适当的调节。话语表述是否得体，翻译是否精准取决于表述者对对方国家民俗文化的了解情况。因此，我国需要认识到对方的国情，尤其是对方语言文化的掌握。对此，可以引入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内容，例如被称为11世纪中亚社会百科全书的《突厥语词典》以及西夏《文海》等经典，这些书籍通过字词条目的方法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语言、风俗、政治以及生产等相关知识，这有益于如今有关人员明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内容。另外，上述书籍也牵涉了有关阿拉伯语、梵语以及突厥语等翻译以及解释的问题，对今日“一带一路”交流中部分词汇的翻译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汉文化影响力减弱
不可否认，如今汉文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主要由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与中亚之间的沟通起于秦汉，持续了数千年，但是不管是交流的广度，还是深度，与东亚与东南亚存在一定差异。中亚地区文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少，反而是蒙古文化对中亚文化的影响较为深远。结合前文史实可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较为深远，发挥了十分明显的影响，而中原文化是通过少数民族间接性地影响重要区域，所以影响力随之减弱。由于中原文化是通过西部少数民族流传至中亚区域，所以不需要汉语言作为媒介，历史上中亚并未受到汉语言与文字的深远影响，两者交往深度需要进一步加深。第二，我国近现代文化影响减弱。就我国与中亚地区交流历史而言，两者友好往来起于秦朝，在汉朝、唐朝、元朝，乃至到了明清两朝，都有十分紧密的交流。但是在近现代，我国由于国力衰退，集中全国之力抵抗国外侵略，因此无暇顾及与中亚之间关系的经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与中亚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及时恢复，近乎处于停滞的状态。而在中国与中亚之间沟通减弱的时间，西方文化的影响范围逐渐向中亚地区发展，所以西方文化得以快速占据中亚，甚至部分国家接纳了西方政治体制，导致我国与中亚地区之间关系日渐疏远。西方国家依靠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使得西方文化对中亚地区国家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也限制了我国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力。
（一）积极推动汉语国际教育发展
国际之间所有合作的根本在于语言的交流，我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以及发起者，在解决经贸合作中语言沟通问题方面，应更加积极主动。积极推动汉语国际教育是目前解决经贸合作障碍最为有效的方式，应尝试通过请进来以及送出去的方法，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人才的培养速度，尽可能培养一批同时掌握语言文化知识以及经贸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建立校企合作的协同培养方式，以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以及实用性。具体可采用如下方式：
第一，积极发展孔子学院具有的教育价值。“一带一路”提出之后，中亚地区五个国家最新建立的孔子学院在语言教学以及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价值，并达到良好的示范效应。如今，许多中资企业所聘用的属地国人才基本都是孔子学院培养的汉语人才，为我国企业在中亚区域的发展与落户提供了许多普及型人才。之后，伴随孔子学院在中亚区域的发展，将为汉语文化以及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提供更多的助力。
第二，完善校企协同培养制度，尤其重视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我国应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采用订单式的培养模式，尽量压缩培养周期，加强培养的针对性。同时，我国需要积极探索高校和有关企业开展合作的模式，结合企业在沿线国家经贸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学生开展订单式的定向培养。高校在课程式设计方面，采用基础而语言课程联合专业语言课程的方式，在专业语言课程中，主要针对各个岗位的实际需求，设计相应的教学讲义。上述方法可以减少沿线国家学生学习汉语需要的成本，同时可以显著提高学生语言学习效率。
第三，充分发挥边疆与内地高校于人才培养中具有特别优势，持续提高我国教育对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影响力。优先发挥新疆区域民族语言具有的优势，不断发挥中亚初级汉语人才培养的价值。但是，伴随我国和沿线各个国家经济合作的不断能深入，为了能够满足所需要语言人才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必须充分发挥国内高校高质量的教育以及优秀的教学设备等优势，为我国一带一路发展以及国家之间深入合作培养一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因此，我国应积极讨论如何加强内地与边疆院校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建立合适的教育发展模式，利用国内学校之间的合作，使得优势教学资源得到充分发挥，也保证国内教学资源的均衡，针对学生开展高质量的教育。
（二）丰富文化产业交流渠道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同时是文化传播最为基础的方式，“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产品沟通，不仅可以促进文化传播，同时可以加快语言文化的沟通。对此，我国应丰富文化产业的交流渠道，推动语言国家文化之间的交融：
第一，积极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漫长且悠久的历史发展使得我国产生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武术文化、中医文化以及茶文化等。我国和中亚开展合作交流过程中，可以将上述文化介绍给沿线国家。传播期间，不断增加文化产品的建设以及创新力度，建立具有民族特点且形式多元化的文化产品，形成我国特有的文化品牌，寻求对方容易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推动我国文化走出去。
第二，尊重沿线的多元文化，积极寻找并培养共性文化。我国与中亚地区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彼此确实存在异质性文化。然而，如果从人性、民族文化以及宗教文化角度进行分析与研究，可以开发出相同的内容，寻找彼此认可的共性文化。我国和重要人民应将文化尊重作为基本，将文化沟通作为纽带，将文化互惠作为目标，在不断的交流中逐渐解除国与国之间文化方面的隔阂，为国家语言文化之间的传播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加快中亚文化产业发展。我国在传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应明确沿线各国家文化产业较为落后，许多文化瑰宝尚未开发，文化基础设施有待完善[5]。因此，我国应极大对沿线各个国家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向其介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帮助对方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使其感受到“一带一路”的作用与价值。
全球化竞争日渐激烈，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有硬实力，还有软实力。若要提高国家软实力，便需要重视对外语言文化的传播。因此，我国应借鉴古丝绸之路语言文化传播的方式，通过丰富文化产业交流渠道以及增加小语种外语人才的储备量等方式，推动我国语言文化的传播，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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