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领导述职报告】
三位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而绝望的患者，在困境中得到一位医术精湛、富有同情心的心理医生的帮助，从此她们的生活又有了新的意义…… 心灵触动
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做心理治疗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但开始是因为我丈夫工作的关系。当时，我丈夫在他从事的临床工作中接触的艾滋病患者越来越多，我们常常谈及艾滋病这个敏感而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记得是三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们在客厅的灯下长谈，丈夫的心情异常沉重。他说：“今天有一位女性，丈夫不久前死于艾滋病，现在她也被诊断为艾滋病，孩子近一岁。今天孩子抽血检查，以明确是否也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个妇女对医生说，一旦孩子诊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她将带着孩子离开这世界！能劝说的话都说尽了，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她的念头。”作为一个临床医生，面临这样一个全新的难题，他感到无能为力和揪心。就在这个晚上，这位艾滋病患者无助、绝望的处境，使我们心中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俩开始讨论，尝试用集体心理治疗的方法，帮助和支持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设想，尽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对心理支持有巨大的需求，但许多感染者甚至对亲人都不能吐露实情，更不愿意参加可能暴露自己身份的小组。所以，实施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但经过努力，终于还是开始了小组治疗，仅仅在第一次小组访谈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共同的身份就使小组成员很快地建立起参与性高、冲突少、凝聚力强的环境。
三位患者
那是一个早上，昆明的早晨气温宜人。在一间较僻静的办公室里，三位女性如约而来。
三位成员得知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后，由于惧怕被社会遗弃或产生社会另类的感觉，她们不得不隐藏起自己身份。结果，她们只能孤独地与疾病抗争，并因此出现诸多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
为了保密，下面的介绍中三位小组成员分别用B、L、S代表，而我本人用治疗师代表。
S，女，36岁，小学文化，汉族，丈夫因艾滋病己病逝，在丈夫被诊断为艾滋病的同时发现自己也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从那以后被撤换了工作，安排为清洁员。有一个16岁男孩。当我向她介绍集体心理治疗的目的时，她似乎不太相信心理治疗会有什么帮助，但她还是留了下来。
L，女，27 岁，临时工，小学文化，汉族，丈夫患艾滋病后病逝，她本人2001年发现艾滋病病毒阳性，现有一个4岁女孩。在她的家庭中，没有表达诸如伤心、受伤害及憎恨等情感的习惯，更没有人能分担她的痛苦。她常常因为经济和女儿的原因受弟媳的排斥，她尤其担心因为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名声带给这个脆弱家庭更大的打击，所以至今家人都不知道她的情况。个别交谈时，她一直哭泣不止，担心发展为艾滋病，时刻沉浸在对死亡的恐惧中。
B，女，25岁，下岗工人，中专文化，汉族，丈夫死于艾滋病，女儿不到两岁。她看上去年轻、清秀，身材苗条，她内向少言语，文静而有些腼腆。她拥有丰富的内心感受，能用充满情感的言语形容自己的心情：“就在数年前，我还觉得这个病离我十万八千里，怎么命运对我这样不公平，让几十万分之一的灾难落在我头上？！”她一直沉浸在对丈夫的仇恨、对婚姻的悔恨和对自己处境的悲哀中。
谈论死亡
作为艾滋病患者，最常考虑到的也是最难面对的问题就是死亡。有位艾滋病患者说：“自从我发病之后，我不得不面对死亡。死亡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千真万确的事，时时令人担忧、恐惧，但是又忌讳谈及死亡......”在心理治疗中，我针对这一情况专门安排面对死亡的主题讨论，为讨论生的意义做铺垫。
（谈论到死，大家都低着头，气氛沉闷）
B：现在生活对我没有什么意义，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她一下子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
治疗师：我们都感到你很难过。
（B用力地点了点头，仍然哭泣着，看到她那么悲伤，L说话了）
L：我丈夫一开始感冒，我现在也总是感冒，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发病了，也许我活不过明年年底（哭泣），我死了到没有什么, 可我的孩子怎么办？（她看上去很无助、很无望）
S：得知我们俩都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时，我不想活了，我对丈夫说，你用摩托车带上我，冲下悬崖，一起去死吧！（一时间，每个人的心情都变得更沉重了）
治疗师：能告诉我们吗，是什么因素让你选择了活下来？（听到这句问话，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向了S）
S: 后来想到孩子，我姐姐说，你不能让孩子没有父母。
B:（颇有同感地）我也是这样想的，孩子没有什么错，不能失去父亲又没有了母亲。
L：我想孩子大一点、懂事后，即使我死了，也没人能欺负她了。
B：我的女儿还不到两岁，我也是这样想，我如果也死了，她没爹又没妈（眼眶红了）。
S：我不敢在儿子面前哭泣，担心会影响他的学习，我想养病也需要有好的心情！
......
很长时间里，她们都只能独自承受痛苦，今天把这些从来没有谈及过的话题挑明，小组成员领悟到她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 “普遍性”，感受相同的情绪，思考相同的问题，从而缓解了独自承受痛苦所带来的孤独感，并在小组中感受到归属感。另外，每个人都思索自己活下来的原因，通过互相观察、对比，她们开始觉察到自己正处于一种不自觉的压抑状态、一种不利于孩子成长的状态。在这里，我的作用是鼓励参与，在几乎是私人性质的、直接的交流中，她们渐渐感受到自己被其他成员所关注，由此在小组成员之间形成信任、真诚的关系。经过讨论，小组成员没有否认死亡的可能性，正像不回避已经感染病毒的事实一样，她们逐渐开始正视现实，并更好地面对现实。
一张饼图
三位患者整天沉浸在痛苦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也进行了小组讨论。讨论中，首先让大家承认自己能力的有限性：确实，我们没有能力消除病毒，也没有能力让自己变成正常人，至少今天还不能，但应承认病毒已在体内。
我让每位成员画出一个饼图代表成员现在的生活，在饼块中艾滋病占了多少比例，生活中其他内容又占了多少。当每个人展示画好的饼图时，我们看到与艾滋病相关的内容，包括其危害、原因等占了饼块的90%以上。接着，我让小组成员再一次用画饼图的方式表示：理想的生活中除了艾滋病之外还应该有什么？
接着，大家开始对前后两个饼图进行比较。我提的一个启发性的问题是：作为人，如果你现在只有一个月生存时间，你愿意在乌云密布的第一块饼图中继续生活呢，还是在有艾滋病也有其他内容的生活中度过？回答一致为："如果只有有限的30天，我愿生活充满阳光。"然后，我进一步引导大家讨论：既然我们无法消除体内的艾滋病病毒，既然存在艾滋病病毒感染，不时的忧伤、痛苦也是难免的，就让它在饼图中占一席之地吧！重要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
经过讨论，三个人都认同了自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份，并变得更理智了。
是谁的错
怨恨是艾滋病患者最常见的不良情绪，如何帮助她们学会控制这种情绪呢？让已能控制情绪的成员提供信息、给予支持，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B（一改往日平淡的表情，十分憎恨地说）：我不能不恨他！是他的错，是他把艾滋病病毒传给我。杀人犯，我恨他！
过去我认为这个病是遥远不可及的，现在会发生在我身上，太可怕了！我做错了什么？只是选择了爱，选择了丈夫，就付出生命的代价！我的丈夫知道是艾滋病后便溃崩了。他是死了，可留给我的是什么？我恨他，我永远不能原谅他......我在读初中时，成绩很好，可是初中毕业我选错了学校，我完全可以选会计专业什么的，我为什么选这个学校？都怪我自己！我这种年龄，真的不甘心，我亲眼见过死神怎样夺走那个人的生命的，想起来我就打抖，我都不知道当时我怎么过来的。
(大家静静地听着，我看见她苍白而美丽的脸上滴落着一串串泪珠，她那么肯定自己的看法，大家一时不知应该说什么)
治疗师：我们能理解你！让我们听听别人说点什么好吗？
S：我不恨我的丈夫。细想起来他对我还是很好的，尤其到后来他知道我也得了艾滋病，他一直劝我，为我端水端饭，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爱我的，他曾经做的事，他也知道错了，我想他也是受害者！
B：我觉得S大姐这种状态要好些，我想问问陈医生，是不是压力过大也会成为精神病人？
......
小组在温暖、信任、理解的气氛中宣泄了怨愤、悲伤、悔恨等负性情感。同时，在小组成员坦率、真诚的交流中，使大家有机会获得其他成员对有关问题的看法，让她们对同类问题有从不同视角观察的机会。
两年之后
通过交流，治疗师与小组成员建立了相互信任、理解、保密的关系。三位成员在治疗前后情绪问题有明显改善，服药依从性好，减轻了孤独感，在正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份的同时学会接受现实并努力生活。
两年多过去了。我和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建立的关系还在持续着。在保密的情形下，与她们的每次晤谈与交流中，我们一起真诚地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下一次，她们又带着新的困惑、困难与希望而来。看到她们在生活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时，尽管付出了许多辛劳，心中却有许多欣慰。
S现在生活在一种乐观、满足、自尊的状态之中。她现在考虑最多的是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对孩子讲述自己的真实病情，干什么事能有更多的经济收入，以抚养儿子。
L面色红润，可以在治疗师面前自然流露情感，对主管医生及治疗师充满感激。常找机会与其他两年多感染者交流，向他们介绍自己在心理治疗小组的收获。虽然家庭矛盾重重，但有一定的应对能力。
B与一年前那个与世隔绝、孤独、无助、冷漠、充满怨恨、郁郁寡欢的女性判若两人。 “如果我不想艾滋病时，我觉得自己与正常人并无二致。”“我学会在工作中忘却自己的痛苦，只有在晚上入睡前，我才想起艾滋病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