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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青瓷窑场之一，分布在浙江龙泉境内，烧瓷时间从宋至清。龙泉窑产品不仅内销，自元代开始，还大量销往海外，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埃及等国都出土有龙泉窑瓷器。受其影响，浙江、福建、广东、江西一批瓷窑先后仿烧龙泉窑产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系。日本、韩国、泰国都曾仿烧龙泉窑产品。
广东本地生产的龙泉系青瓷，目前出土的地点有惠州、珠海、河源、潮州、揭西等地。
惠州窑生产仿龙泉青瓷的窑址主要有白马山窑和新庵镇窑，于1955-1960年间进行了调查和发掘。
白马山窑址于1955年和1960年两次进行调查，目前正在发掘。白马山窑位于今天惠东县的东部，在白马山低矮、平缓的支脉山坡上。经调查和采集标本的主要有窑下、上塘、匣斗墩三处。遗址中出土物相当丰富，有匣钵、圆柱形垫烧座、青釉瓷和白瓷等。其中青釉瓷占了70%以上，釉色大多润泽青亮，有少部分泛灰、泛黄，有的有开片。器形有碗、盘、高足碗、杯等，以青釉碗最多，占80%以上，白釉碗较少。无论是碗、盘、高足碗、杯等器物，还是匣钵，胎体都很规整，厚薄均匀，说明拉坯的技术较好，但器物的胎质较粗松，多为灰白色，胎体厚重。青釉碗均敞口圈足，高4.7厘米左右，口径在9-14.5厘米不等；碗外壁口沿下刻弦纹一圈，再往下刻有细密的莲瓣纹，莲瓣的顶部是圆润的弧线，也有个别制作粗糙的莲瓣纹只刻直线，而省略了瓣尖的弧形线条；碗内心一般印有阳纹的“福”字，或“寿”、“宁”、“仰”、“青”、“�”等字。青釉盘釉色有青润、泛灰两种，均敞口，圈足，板沿，高3.2厘米左右，口径在15-17厘米不等，有的在盘内壁刻有简略的莲瓣纹，有的盘内心也同样印有“福”字。高足碗仅见青釉，数量少，深腹、小撇口，高8厘米、口径10厘米左右，碗的外壁同样刻弦纹加莲瓣纹。杯亦仅见青釉，数量最少，高4厘米、口径7厘米左右，光素无纹，斜直腹，圈足。此外还发现捏塑牧童瓷牛一件，牧童盘腿坐于牛背上，胎色较白，青釉泛黄，长约7厘米，高约5.5厘米。综观这些器物，胎体厚重，圈足高深，底足均不施釉，结合其纹饰和釉色，是明代广东本地生产的龙泉窑系产品。从窑址地表暴露的大量遗物来看，其产量还不算低。加上在海南岛通什和文昌一带的古代墓葬和遗址中，都出土有同样的青瓷碗，应该也是惠州白马山窑的产品[1]。由此也证明了该窑的生产应是有一定规模的。
新庵镇窑址发掘于1960年，也是位于今惠东县东部，东距白马山5公里。窑址四周的小山谷土层里蕴含着丰富的白瓷土和石英砂。已发掘的四个地点分别是虾公塘山、烂麻坑山、埔顶山、三官肚山（又称三官坑）。
虾公塘山山坡地表皆是窑具和瓷片。经发掘，此处未见窑室，但在第一至第三地层均出土匣钵、垫环、渣饼、青釉瓷碗、盘的碎片，以及数片火照等遗物，共计28件。
烂麻坑山发掘出完整的龙窑一座。窑长约5.23米，分火膛、窑床、烟道三部分。窑床长3.2米，宽1.9-4米。窑室的右边有一块约20平方米的平台，上面堆满了大量白色瓷土、石英砂粒，以及残窑砖、匣钵、垫环、渣饼、青釉刻花瓷片等。分布范围不广。
埔顶山发掘出残破的龙窑一座，仅剩下残窑室和窑室后壁，残长0.5、宽4米，堆积层厚0.7米。出土遗物有完整的匣钵、渣饼、垫环以及青釉瓷碗、盘（有的残破）等，共计62件。周围散落有大量窑具和青釉瓷片，分布较广。
三官坑发掘出完整的龙窑一座。其东面有大量窑具和青釉刻花瓷片。窑内由火膛、窑床、烟道三个部分组成。窑床长2.6米，宽3.02米，内有大量匣钵、渣饼、垫环、瓷片、炭末等。窑址之东有大量窑具与青釉刻花瓷片，堆积层厚达3.3米。
上述四处发掘点出土的窑具和瓷器完全相同。该窑址出土的青釉瓷器与白马山窑址的一样，釉色青翠的占了70%，其余的泛灰、泛黄，或有开片。器形有碗、盘、盆、杯等。碗的数量最多，完整的有41件，可复原的500余件，还有大量碎片。青釉碗高4.5-6.8厘米，口径10-15厘米之间，圈足。有的碗外壁刻有莲瓣纹，有的碗内心也印有阳纹的“福”、“溪”、“晴”、“�”等字。青釉盘共58件，可复原的23件，为敞口、浅腹、圈足，底足露胎，口径16-17厘米之间，个别盘内心印有“福”字，有的盘内壁刻莲瓣纹。杯共3件，全部为青釉，深腹、撇口，素面无纹，高3.5厘米，口径16.8厘米。盆1件，残破，青釉泛灰严重，胎质粗松，内壁施釉，外壁素胎，平底。高5.4厘米，口径18厘米。所有器物胎体很都厚重[2]。
新庵镇窑与白马山窑出土的青釉瓷器无论釉色、胎质、形制以及所使用的匣钵，都基本一致，只是碗、盘内心印的文字略有差异。（图1-图2）两处窑址周边山坡上都有丰富的瓷土资源，原料可就地解决。两处窑址都在西枝江沿岸，交通十分便利。两处窑址在古代文献中均不见记载。
其他出土仿龙泉青瓷的地点，有珠海市、河源市、揭西县等地。
1969年4月在珠海市蚊洲岛北面的沙滩上出土了212件瓷器。其中碗85件（4件残破），盘127件（2件残破）。全部为青釉，其中各有约40%分别为釉色青绿和泛灰，约20%釉色泛黄，部分有开片。碗均为敞口，分瓣口和圆口两种，以瓣口的居多；圈足；高6-7.3厘米、口径15-17厘米、底径6-6.5厘米之间；少数为素面，多数有刻花，外壁刻莲瓣纹，内壁刻花卉纹，有菊花、莲花等；底足无釉。盘为敞口、浅腹、矮圈足，底足露胎；少数素面，多数外壁刻莲瓣纹；高3.5-3.9厘米，口径15.6-16.3厘米、底径5.8-6.2厘米。[3]（图3-图5）
综观这些器物，胎体粗松、厚重，釉质并不莹润，从器形和纹饰看与韩国新安元代沉船出水的器物基本一样，应是元代器物。从胎、釉、纹饰等因素来看，并非浙江、福建等地的产品，应是产自广东本土。蚊洲岛是珠海市的一个离岛，出土的这批瓷器是埋藏在海滩40厘米以下的淡黄色细砂层中。这一砂层在海水退潮时高出海面约1米，涨潮时则在海面50厘米以下的水中。埋藏瓷器的地点未发现其他遗存，因此这里既不是古代墓葬或文化遗址，也不是古代烧制瓷器的窑址。而蚊洲岛地处珠江口入海的位置，正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从广州港出发前往印度洋海域的商船，必经这里入海。由此可见，这批瓷器应是当时外销的商船遗留之物。
河源市在一个基建工地曾出土了若干仿龙泉青瓷碗，青釉粗涩，胎体厚重；碗外壁刻莲瓣纹，内心印“福”字。这些青釉瓷碗与上述惠州窑的相近，略有小差异。其中差异较明显的是碗心所印“福”字的花瓣形装饰，字为阴纹，碗外壁所刻莲瓣更为简陋、潦草，有的为“介”字形，有的甚至简化为“7”字形线条。（图6-图9）从这些碗的形制、胎体、釉质、纹饰来看，也是广东本地烧制的产品，但产地未能确定。出土这些瓷器的地方，同样也不是古代的墓葬、文化遗址或烧制瓷器的窑址。河源市有新丰江贯穿而过。新丰江是东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新丰县的小正镇七星岭，于河源市源城区汇入东江。因此，这批瓷器也很难说清楚是商船遗留之物，还是附近窑场生产的产品。同样，在河源地区的古代文献中也没有见到有关生产此类青瓷的记载。
揭西明代墓葬里出土了少量的仿龙泉青瓷，有碗、高足杯等。制作较粗糙，胎色灰白，釉色也有泛黄、泛灰的现象；碗、高足杯内心印的“福”字为阴纹；底足不上釉。（图10）
此外，潮州窑的出土和传世品中也见有仿龙泉窑青瓷，主要有瓶、罐、碗等，釉色青翠莹润，较惠州、河源、珠海等地出土的质量好，胎体厚重，以小件器为主。（图11-图14）查阅相关的古代文献资料，也没有明确提到仿龙泉青瓷的记载。从窑址的现状也无法推测当时的生产情况。潮州窑是广东古代著名窑口，自北宋起即大量生产外销瓷，远销东南亚地区。
广东古代文献中有关的记载，见于《广东通志》《肇庆府志》等：“陶器出阳春、新兴，皆闽人效龙泉为之，然不能精也。”[4] 郝玉�版和阮元版的《广东通志》、陆鳌版和吴绳年版的《肇庆府志》都有相同的记载。阳春市地处漠阳江中上游，是珠三角与粤西的交通中枢，北部与新兴县接壤，南距阳江港口60公里，交通方便。新兴县处在西江流域，从南向北贯穿全境的新兴江是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西南部与阳春接壤。但阳春和新兴均只见记载，未发现窑址和遗物。
综观广东有关仿龙泉青瓷的出土和文献记载情况，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小件器为主，不见大件器，器形较少，以碗、盘居多；二是工艺水平相对来说较低，与文献中记载的“然不能精也”相吻合，普遍存在胎体粗松的现象，大多釉汁稀薄、粗涩，青釉泛灰和泛黄的情况严重，釉色真正青翠莹润的只占少数，器物底足均不施釉。器形规整，但纹饰大多潦草、粗糙；三是分布主要集中在东、西江流域、潮汕平原和珠江出海口等交通便利的区域，说明这些产品很可能大部分是外销的；四是生产的数量相对于浙江、福建等地而言并不大，年代为元至明代。
注释：
[1]曾广亿.广东惠阳白马山古瓷窑调查记[J].考古,1962,8.
[2]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东惠阳新庵三村古瓷窑发掘简报[J].考古,1964,4期.
[3]曾广亿.广东珠海、汕头出土的元明瓷器[J].文物,1974,10期.
[4][明]郝玉�修、鲁曾煜等纂.广东通志:卷五十二[O].清雍正九年刻本；
[清]阮元修、陈昌斋等纂.广东通志・舆地略・物产:卷九十六[O].清道光二年刻本；
[明] 陆鳌修、陈�奎纂.肇庆府志・地理・土产・货品:卷十[O].明崇祯六年至十三年刻本；
[清]吴绳年修、何萝瑶纂.肇庆府志・物产・货类:卷二十二[O].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