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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自1980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逐渐步入晚年，我国正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抚养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逐渐成为主流，家庭的养老负担极为沉重，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受到挑战。目前城乡空巢家庭已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高达70%。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获悉，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SMMU）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癌基因及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主任王红阳委员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关于“加速构建老年医疗、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议。
3月6日，本刊“两会”特派记者赶至全国政协委员驻地之一的北京会议中心，就此话题专访了王红阳委员。
身为医学专家的王红阳院士却首先从法律的高度，述及了有关老年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指出：‘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其中，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是保障老年人生存的重要需求和健康生活的必要条件。”
随后，王红阳院士由《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开始，更进一步地提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实，逐渐加速了‘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的发展态势。在此形势下，加速构建和完善老年人养老和医疗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关系到民生和稳定的关键问题之一；而不可否认的是，面对这一严峻的问题，我们的老年医疗、社保和服务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即使有了一些保障政策，其结构、体制等方面，也十分不健全……”
王红阳院士随后列举了一些数字，来阐述她的观点。她说，之所以说由于我们尚未形成的老年医疗、社保和服务保障体系或在这方面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就无法应对目前社会上已呈现出的、至少三方面的突出问题：“首先是社会对加速形成的老龄化社会缺少应有的关注和应对措施。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进一步增至248亿,占总人口的17.2％；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总量将超过4亿人，占总人口的30％。就目前及以后而言，我国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无论是加速建设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还是国家的人口发展战略、政策安排与协调都应提到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形成新的和谐稳定发展格局的高度，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给予解决。”
“第二方面，我国的老年医疗机构比较缺乏，居家养老体系不健全。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8060个，床位266．2万张。数据表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在50张至70张。在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5张。保守估计，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张以上，专业的护理人员更是奇缺。全国所有机构的护理人员仅有20余万人，而拿到护理证的只有2万多人。居家养老依赖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应包括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诸多方面；同时我们也看到，如今的自愿者服务和有偿服务都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
王红阳院士接着说：“最后一个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尚未建立老年社保、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有效衔接。老人看病任意选择医院，盲目求医，社区卫生中心和医院严重脱节，家庭照料、社区中心、社区综合医院和老年病专科医院之间没有形成高效完善的信息化、链接式服务网络体系，由此加剧了老年人‘看病难’或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针对上述问题，王红阳院士提出了四方面的建议，她说：“首先，我们要建立以家庭照料和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以综合医院老年病科为衔接，以专业老年病医院（或养老院、福利院）为核心，构建专业化管理的老年医疗服务体系。按照我国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实际需求，有计划地建立和完善老年医院。综合医院老年病科、区县老年病专科医院包括：康复院、护理院、临终关怀病区和社区中心等，形成老年病科、老年病专业医院、社区中心和家庭照料的良性互动健康服务模式。”
谈完医疗机构建立老年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议后，王院士接着谈到了政府在这方面应做的工作：“第二方面，就是政府应该担负的责任了。政府要把‘居家养老’列入社会发展计划，通过合理的平台，设立‘居家养老’专项资金，并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同时逐步加大拨款资助力度，并确立逐年递增的财政投入机制。另外，还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居家养老’。认真执行财政部等部委《关于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意见》中的规定，对从事老年保健工作人员的待遇、培训费和业务费，老年保健机构的设施修缮和设备购置费等，由同级财政按标准及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在预算中给予安排。对老年病医院、护理院、康复院和临终关怀院应纳入医保的报销范围。”
之后，王红阳院士接着说：“第三是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具体模式就是：老人住在家庭，养老靠社会服务。对所有住在家中的60岁以上老人，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分区管理，定期健康检查、疾病治疗、精神陪护，逐步建立老年家庭护理照料服务制度。在完善老年医疗保障体系的同时，对老年病医院、护理院、康复院和临终关怀院都应该有积极的扶持政策，政府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发展慈善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爱活动。”
王院士最后提出：“人才是决定任何一项事业能否成功的基础，因此，最后就是加强培养老年医疗服务人才的问题了。因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空巢化加速发展，老年人长期照护和服务的需求量将会越来越大。近年国内各种老年服务机构数量不断增加，由此需要的一线服务人才越来越多。但是，虽然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加大了养老服务行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力度，但人才短缺的问题并没有缓解。需要找寻问题出现的原因，从政府干预协调、社会协调的途径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为行业培养和输送急需的人才。”
“这四方面的愿景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法律精神才能够真正落地；我们这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大国，才能够未雨绸缪地有效缓解、甚至基本解决目前已经出现，并将逐渐加剧的‘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采访到最后，王红阳院士总结说。
专家简介
王红阳，女，汉族，全国政协委员，肿瘤学、分子生物学专家。1992年毕业于德国乌尔姆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德国Max-Planck研究所生化所P.I。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SMMU）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癌基因及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主任。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期从事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对肿瘤信号转导有重要建树。1997年创办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和综合治疗病区，形成基础与临床结合的创新基地。研发了新的肝癌诊断标志物及血清检测单克隆抗体，获国家专利；克隆新的肝癌相关基因4个并阐明功能；首次发现新的抑制性受体对肝癌细胞生长、凋亡的调控机制和癌基因P28在肝癌的异常信号通路，为肝癌防治提供了新的靶标；分离新的磷酸酶3种，提出新的酶分类法；发现了磷酸酶PCP-2调控β-catenin介导的肿瘤信号通路，与同行合作提出新的抑制性受体调控机制在多器官存在的新概念。在Gastroenterology、Nature、Hepatology和Oncogene等发表论文75篇，影响因子190分，SCI引用527次；申报专利9项（国际1项），授权4项。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上海医学科技一等奖。
目前承担了国家“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军队“十五”重点基金、上海市重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10项课题。在《Nature》、《Oncogene》、《JBC》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30篇。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获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计划资助，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上海市“巾帼创新奖提名奖”，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00年被评为总后“科技金星”，获得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奖一等奖。
